“圣灵论”的相关导言

“上帝的末世”既是“上帝的国”，而“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这权能就是“圣灵的权能”。末世的重要标记不仅是基督的道成肉身，更是基督事工中的圣灵的工作。有一次，耶稣对那些污蔑他以鬼王赶鬼的犹太人宣称，靠圣灵赶鬼，是上帝国降临的重要记号。耶稣基督升天后，圣灵在五旬节那天浇灌在聚会的门徒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以各地的方言赞美上帝的大作为。自此以后，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不但没有受到阻碍，反而更兴盛了，门徒被圣灵充满，大有胆量传讲福音，同心合意过彼此相爱的生活，得众民的喜爱，教会也因此充满属天的吸引力。

实在说来，《使徒行传》也可被称为“圣灵行传”。圣灵的沛降与大规模的工作，使得那几个没有学问的小民成了“搅乱天下的人”，并使得萎靡困顿的光景得以被大大突破，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了奇妙的广传。“圣灵”既与“宣教的事工息息相关”，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圣灵在末世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作，就没有上帝国在地上的扩展。于是，对上帝国的了解就必须建立在对圣灵的了解之上。就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圣灵”与“上帝国”的关系虽如此紧密，但过往的教会历史对圣灵的关注似乎是有所欠缺。古公教会及中世纪教会因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将基督教神学的焦点放在三一论、基督论及上帝论上面，而宗教改革时期，又将重点放在救恩论及教会论上面。直到史宾纳（Philipp Jacob Spener）的敬虔主义、约翰卫斯理(Jonh Wesley)的圣洁运动、普世宣教及二十世纪初的灵恩运动的兴起，人们对圣灵的重视才达到了新的高度。当然，笔者认为这并非纯属偶然，在笔者看来，“敬虔主义”与“圣洁运动”是对西方正统主义及逐渐僵化了的体制教会的反弹，普世宣教运动将西方基督教的焦点从神学争论转向对福音未及之民宣扬上帝的圣道，而灵恩运动则不仅是对教内趋于僵化的教制，也是对整个启蒙理性主义的反弹。正是这种种处境促使人们将焦点重新转向了三一上帝的第三位格——圣灵及其工作。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精神，也使得历史的车轮进入到了后现代时期。而后现代是一种典型的反权威、反理性，重个性、感性及灵性经验的时代。这为灵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笔者并非完全认同灵恩运动，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灵恩运动能在当下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不能仅凭一句“邪灵的迷惑”作为结论。人们不当忽视灵恩运动发展的时代的、社会的及文化的根源。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灵恩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对中国教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一部分教会已完全被灵恩派阵营所占领，而更大一部分则成了泛灵恩的教会，反灵恩的则主要有部分的基督徒聚会处，部分的改革宗教会及一些无宗派教会。挑战最大的就是最后一种教会，既反对灵恩，但其自身又没有在属灵的追求方面给信徒指明出路，这样的反灵恩只会在教会内部产生更大的离心力，不利于传统教会的健康发展。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