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后 两位牧师推动出版了傈僳文圣经和赞美诗

福贡地处我国边疆，为高寒贫困山区，却也是福音传入较早并深受影响的地方，不少基督徒曾沿江而上、翻越山头去寻找其历史故事。

在老姆登教堂堂空旷的草地上，笔者听福贡教会的老牧师桑鲁斯讲了过去的事情，他在当地教会服侍近40年，退休后在老姆登教堂讲道。

提起福贡教会的历史，这位老牧师侃侃而谈，他从福音的传入开始讲起。其中一些名字是我们常听说的——富能仁、杨思惠、阿子打（阿子打为傈僳语，意为尊敬的大姐，这里指的是杨思惠的妻子伊丽莎白。）

“我们怒江，在福音没有传入的时候，都是拜偶像的，1600多年都是那种情况，后来福音于1927年传入。”他提到，是富能仁牧师创制了傈僳文；而杨思惠则主要在福贡县的里吾底村传福音，建医院、学校和孤儿院，她的妻子会讲一些卫生和生活方面的知识。

后来，福音传到老姆登，传道人和信徒们用竹子和草木建起了礼拜堂，开始聚会。1958年，教堂被拆，聚会也随之停止。随后四五年，信徒们有短暂的时间可以做礼拜，但“文革”发生后直到1979年，教会一切聚会停止。圣经和赞美诗，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也被没收或者烧毁。

改革开放后不久，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信徒们开始在桑牧师家聚会，后来新盖了一个草房，作为礼拜堂。“信教自由是有了，可是没有圣经。”

1980年左右（老牧师不记得具体时间了），桑牧师和另一位牧师约书亚去昆明参加云南省基督教界的会议，他们找了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就背着去了。

约书亚现已离世，“他是个孤儿，被传教士收养了，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后被他们按立为牧师。”桑牧师说。

谈到约书亚，桑牧师回忆说那是一位很爱国的牧师。在特殊时期，约书亚遭到冲击和批判，有外国人去他家，邀请他前去缅甸讲道并生活，但约书亚牧师没去，他告诉对方：“我死也要死在中国。”

在这次会议上，桑牧师和约书亚牧师提议做圣经和赞美诗的出版工作，可是遭到了有关部门官员的反对。“约书亚敢说敢做，也比较爱国，他就告诉对方，‘原来我们的圣经和赞美诗在特殊时期被没收了，你们既然给我们信教，但是没有圣经，我们怎么读经和唱诗？政府一定要帮我们做一下，我们也是努力地找到了圣经和赞美诗的版本带到昆明。’”

几经努力，有关部门同意为教会印刷圣经和赞美诗，并为福贡教会拨款四十万，专门用来出版和印刷傈僳文的圣经和赞美诗。桑牧师说，当时政府也是考虑到福贡位于边境地区，和缅甸接壤，福贡的傈僳族教会需要有自己的圣经和赞美诗，以免信徒翻过山头去拿缅甸教会的圣经和赞美诗。

“那是在昆明的军队出版社出版的，做好了之后我去拉回福贡的，完了在各处教会发放。圣经就这样有了”，桑牧师继续讲到。

从那时起，傈僳文的圣经已经出版四次了，地点是南京市爱德印刷厂。第一次印刷，圣经和赞美诗各出版了三万册，但是还不够，后来又印刷了第二次、第三次……一共印刷了四次。

“我们就这样，藉着改革开放，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是贯彻的比较好，我们福贡的信教群众也是多起来了。”桑牧师曾在福贡县基督教两会担任会长，他说了一些数据。“1927年到1956年，全县只有五六十所教堂，改革开放后，就多起来了，基本上每个自然村有一所教堂。”

桑牧师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从1979年开始参与教会服侍，迄今已经服侍近四十年，傈僳文的圣经和赞美诗的出版工作，是他亲自在昆明做，然后再将出版的圣经和赞美诗带回怒江，在各个乡、各个村的教堂进行发放，送到信徒手中。

回忆往事，这位老牧师说，他感谢神能够让他服侍教会，这是光荣的事。那个时候，服侍虽然辛苦，但有时候能坐车，传教士来的时候，路不好走，交通不方便，他们传福音的精神可嘉。

实际上，傈僳文的创造及傈僳文《圣经》的翻译，与来华的传教士息息相关。19-20世纪上半叶，美国传教士翰生创造了傈僳文字，富能仁、孔五和巴东等四人共同做了些修改，之后进行推广和普及。为了翻译傈僳文圣经，杨思惠等传教士又学习了傈僳语，并在搜集整理傈僳族歌曲的过程中，按照其对偶句式将赞美诗填进去，还创造了与汉文简谱不同的傈僳简谱。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终于在20世纪四十年代编辑出版了傈僳文的混声四部的《颂主歌曲集》。在妻子和傈僳族助手摩西等人协助下，杨思惠还将《新约全书》全部翻译成了傈僳文。

贡山教会的丰荣新牧师曾告诉福音时报，在整本傈僳文《圣经》发行之前，傈僳族基督徒使用的《圣经》为《马可福音》《约翰福音》的单行本，以及浓缩了圣经内容的《要理问答》。后来的版本内容为《新约圣经》和《诗篇》，直到1968年，傈僳族基督徒才有了完整的傈僳文《圣经》。

2015年2月，《傈僳文简释本圣经》面世，丰牧师参与过翻译工作，他认为，这是傈僳族历史上的又一次“飞跃”。在此之前，傈僳族信徒没有任何可以解释《圣经》的工具书，他们很难明白圣经的真意。而该版本《圣经》恰好能帮助信徒和传道人更正确地理解圣经，这对教会的发展和信徒灵性的成长都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