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传教士历史：创造傈僳文字、圣乐和翻译傈僳文圣经

傈僳族人过去信奉原始宗教，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有巫师，酗酒、赌博和群婚制等现象因着传教士牺牲自己，播撒下福音的种子而消失，传教士们用自身的行动活出了基督之爱，将基督教文明带进了那片蛮荒之地，为当地人创造文字，翻译圣经，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傈僳文字的创造和修改

据《圣歌弥漫的峡谷》记载，19-20世纪上半叶，美国传教士翰生创造了傈僳文字，傅能仁、孔五和巴托等四人共同做了些修改，之后进行推广和普及。

美国牧师翰生当时在云南腾冲生活了多年，接触了大批傈僳族人，学习并掌握了他们大量的语言和词汇，才创造了傈僳文。

辛亥革命年前后，傅能仁到了云南腾冲，那里有英国驻腾越领事馆。他那时就萌生了想把福音带到中国西南地区的想法，他想让十字架的教堂遍布那里的每个自然村，耶稣是世界上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贫富，凡是有人类的地方，都受欢迎的人物。

傅能仁有机会接触到了傈僳族人之后，就按字母顺序记下了四百多个词语，那时他产生了一种为傈僳族人创造一种傈僳文字的念头，想用这种方法传教，把《圣经》翻译成傈僳文的想法也在心里形成了。

傅能仁后来认识了英国传教士杨思惠，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想要翻译傈僳文圣经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就在翰生创造的原有的傈僳文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另一位牧师，缅甸的巴东也参与了傈僳文最初方案的设计。最后用新创的傈僳文以拉丁文创制，在傈僳人当中进行运用试验，最终于1919年定稿，这套拼音文字，运用原有的26个拉丁字母和14个倒置或翻写的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基础，具有单音多节、易读、易写、易记的特点，很快就为傈僳人所接受。（1949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学家试图为傈僳族设计新文字，无奈老文字先入为主，新的怎么也推广不开。）

傈僳文《圣经》的翻译
这套文字创制成功后，傅能仁和巴东就开始联合试译《约翰福音》，到1939年在杨思惠手上完成，前后历经十七年，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杨思惠夫妇邀请傅能仁牧师来到里吾底村一起进行审定。

此后不久，摩西（傈僳族助手）和傅能仁牧师先后去世，都没有能等到它最终出版的那一刻，阿子打（杨思惠之妻）在自己的回忆录《傈僳人旺丽和傈僳文圣经》中写道：“我们离开南方福音山，来北方怒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北方傈僳族地区信教人数逐年增加，他们要求我们传授圣经知识，同时还未入教的人也很多，还需要做宣传布道工作。另一个原因是北方傈僳族聚居区能学到真正的傈僳语，因为那里是地球上傈僳族聚居最多的一个地方，没有住着汉族，他们所说的傈僳语中没有夹杂着汉语，这对我们圣经书的翻译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

傈僳族圣乐

传教士们都有不凡的音乐修养，每到星期天，阿益打（傈僳族人对杨思惠的尊称）演奏小提琴，阿子打（对杨思惠妻子的尊称）弹奏风琴，另一位叫贾牧师的吹圆号，组成了一个小型乐队，他们既自娱自乐，也给傈僳人带来新鲜和愉悦。

杨思惠夫妇在音乐上都有非凡的造诣，杨思惠熟谙乐理，对圣乐尤其精通。当他们还在木城坡教会时，得知有两位擅长傈僳族调子的老妈妈，便主动上门请教，并一一记录。

在搜集整理傈僳族歌曲过程中，他们发现傈僳族调子中的句式和《旧约全书》里“箴言录”及“大卫诗”的句式很接近，于是他们就按照傈僳人的对偶句式把赞美诗填进去，并创造了与汉文简谱不同的傈僳简谱。经过十多年的积累，终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编辑出版了傈僳文的混声四部的《颂主歌曲集》。300多首歌曲中，除了杨思惠的创作，还有许多改编自苏格兰民歌、美国民歌和西方圣乐中的经典作品。

杨思惠近乎一个学究，他一向西装革履，严谨有序，在妻子和傈僳族助手摩西等人协助下，将《新约全书》全部翻译成了傈僳文。

傈僳文《新约全书》和《颂主歌曲集》凝聚着杨思惠夫妇共同的心血，而这两本书也是以傈僳文字为载体的巨著，至今仍然被傈僳族人使用。

注：本文参考书籍和资料为《圣歌弥漫的峡谷》与《周伟：你的照片不会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