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认识基要派和自由派

传福音和社会服务都是教会在世界开展的主要事工，但在中国教会中，常有人把两者对立起来。有的人认为教会只需传福音就可以了，不必关注社会。而有人则持教会服务社会必要性的看法。在看似简单的争论背后，其实有深刻的神学思想渊源，即基要派与自由派的对立。

无论是基要派抑或是自由派都不是宗派，而是跨越宗派的神学思潮，大多数宗派都有两派信徒的对立。两派有个共同点，都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而且争辩的主战场在美国教会。而在二十世纪后，在对华宣教上，美国逐步取代英国，成为向中国输出宣教士最多的国家。这些宣教士来华后，自然也把国内教会的思潮带了进来，这是中国基要派与自由派纷争的起源。

先看自由派。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在欧美各国形成了一股高举人类理性的思潮。他们夸大了理性的作用，相信人类可以凭借自身有限的思想去洞察宇宙奥秘与规律。基督信仰是启示的，是超理性的，存在很多理性无法解释的内容（神迹）。因此理性主义者就极力批判基督信仰，否定《圣经》的真实性、权威性。面对这股思潮，教会里一些神学家在真理上出现了妥协，他们试图找到基督信仰与社会思潮的平衡，他们认为：“个人有权力认为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不应受到外在的管束。神是可以用理性、良知、经验甚至机械的方法认识的。若不在理性之下，信仰便成为了迷信。”自由主义神学就此产生，持守这种思想的基督徒被称为“自由派”。

自由派神学的发起者是德国神学家士来马赫，他不相信圣经记载着主的特殊启示，认为新约及信经中所解释的耶稣，都被错误解释了。此后自由派不断得到发展，逐渐影响了欧美神学家，成为与保守派对立的学说。整体来说，自由派包括以下特点：1、强调主慈爱的本质，淡化其义怒的一面；2、不承认《圣经》的绝对权威，只看作指导道德生活的书籍；3、内部神学思想多元化，但能彼此接纳；4、一些自由派神学家提出普救论，认为善人无论是何种信仰，都能得救；5、广泛吸收世界上的哲学或者宗教思想，补充其神学思想；6、否定原罪，相信人性本善。

自由派相信通过人类自己的努力能够让社会止于至善，加上十九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导致大量的社会伦理问题的出现。于是，饶申布什（Rauschenbusch，1861～1918，美国神学家，基督教社会福音派理论代表之一。）为代表的神学家提出社会福音论，从神学的角度来探讨社会上失业、童工、福利待遇、城市贫民以及工人运动等问题，考虑基督教福音的社会意义，极力强调社会服务运动。由于美国人有强烈的“选民意识”，自称“上帝之国在美国”，因而社会福音在美国蓬勃发展。

社会福音派进入中国时，正值动荡的近代时期，不少有识之士都在寻找救国道路。社会福音派因其强烈的社会关怀，得到了教会和社会上不少人的重视，一时间“基督教救国论”甚嚣尘上，吴耀宗、吴雷川、晏阳初等教会人士对其趋之若鹜，成了当时教会的显学。自由派也和社会福音派结合，成为中国教会一股思潮。赵紫宸、刘廷芳、吴耀宗、吴雷川、刘良模、丁光训等等为代表人物。

平心而论，在近代中国社会里，基督教青年会等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从事社会改良、平民教育、科学普及、体育运动、书刊出版等科教文卫工作，并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对中国社会发展发挥巨大作用。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指出：“从第一任总干事来会理1885年到中国直到1949年，青年会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和地区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但是自由派（社会福音派）虽然为中国社会做出了不少贡献，但遭到基要派的猛烈攻击。他们被指责在真道上妥协，关注社会事务超过传福音工作，王明道甚至斥责吴耀宗为“不信派”。在当前教会中，对自由派的批判仍十分激烈，有些家庭教会的信徒甚至以“三自”发起人多为自由派的缘故攻击“三自”教会。

那基要派信徒为何对自由派如此指责呢？我们得从其发展去看。自由派虽然强调信仰与理性的调和，但由于过度高举理性，导致否定了一些基要真理，如不承认圣经无误、耶稣的神迹等，引起教会内很多人的非议。基要派信徒认为要坚守基本教义，反对自由派思想，因而基要派也在这种背景下登上教会历史舞台。1895年，保守信徒在美国尼亚加拉城举行的《圣经》研讨会上提出的五点基本要道后成为基要派的核心主张，即：1、信耶稣为童贞女所生；2、死而复活并具有神性；3、代人受死完成救赎；4、最后基督将“肉身再临”；5、确认《圣经》的权威及其字句无讹。二十世纪初，基要派信徒于1910-1915年陆续出版12本内容与上述五点要道大致相同的小册子，总称《基本要道》。此书在欧美国家影响甚大，宣告基要派的形成。除了这五点教义，基要派还受前千禧年主义影响，有强烈的末世情怀，认为基督很快要来，迫切需要做抢救灵魂的工作。

在二十世纪初，基要派在美国教会势力庞大，一些不接受《基本要道》的人被排挤出教会和神学院。1925年自由派神学家富司迪被迫辞去长老会牧师职务。同年田纳西州德通城中学教师施科普斯因讲授达尔文进化论，被控违反圣经的创世教义而被法庭判罪，此事更是在全美闹得沸沸扬扬。基要派虽然持守基要真理，但由于神学立场过度的保守，排斥很多有益的社会思潮，甚至走向极端的反理性。他们强调分别，拒绝与他们认为的“不信派”的来往。且又不重视社会关怀，很多信徒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导致教会的社会影响力逐渐萎靡。于是基要派内部也开始了反思，并于40年代末，发起福音派运动，对基要派进行了改良。在福音派冲击下，基要派信徒大幅减少，但瘦死骆驼比马大，目前基要派在美国仍具有不小影响力。

在二十世纪来华的宣教士中，有不少人持基要派立场，于是这股思潮也进入了中国，计志文、王明道、宋尚节、石美玉、陈崇桂等等都是基要派的代表人物。当时一些主流教会认同自由神学，不少坚守“基要信仰”的教牧、信徒无法认可他们的观点，纷纷离开所属教会，自己建立教会。比如：1920年，华人女医生石美玉和美国女传道人胡遵理难以认同在华的卫理公会（又译：美以美会）的现代派立场，离开教会，来到上海建立伯特利教会。在当时，基要派与自由派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世界完全败坏，根本没有必要去关注，也不需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基督徒在世界的任务仅仅是传福音，救赎灵魂而已，干其他事都是不务正业。

基要派的事工主要以传福音为主，他们建立了不少布道团，从事宣教工作，伯特利布道团就是其中最著名的。1931年2月，由计志文发起成立了“伯特利环球布道团”。布道团主要成员有李道荣、林景康、聂子英、和宋尚节，计志文任团长。布道团通常由计志文带领团员灵修、查经及白天聚会。宋尚节在晚上及大布道会讲道。其余三人按恩赐负责财务、通讯、记录、领唱、乐器及翻译。布道团于2月18日出发，四年间共跑了五万公里，足迹遍及全国133个城市，举行了3389场聚会，向40万人传福音，其中约有近二万人决志信主。在悔改归主的人中间，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工人、农民、商人，也有青年学生和军人，甚至还有土匪、贪官、恶棍和谋财害命者。因着他们强有力的宣道和见证，所到之处，无不带来复兴。由于宣教工作的需要日增，伯特利布道团还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十个分团，传扬福音，复兴教会。在他们的带动下，许多地方的教会也成立了布道团。计志文和伯特利布道团，不仅把福音之火燃遍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也把福音的种子撒向内蒙古、云南、西藏和新疆等边陲地区。

基要派的布道事工取得了不小成绩，带领了很多人信主，让福音的种子撒向中华各地。但是由于专注于传福音，对社会缺乏足够的关注，对社会思潮也漠然处之，因而尽管增加了很多信徒，但在社会上仍处于边缘地位，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远不及自由派。

50年代后，大陆发起三自运动，自由派几乎都加入了三自，基要派除了陈崇桂等少数领袖外，其他都无法认同三自组织而纷纷建立家庭教会。因此，当前大陆教会的对立，不能简单视为某种政治因素，也有基要派与自由派长期对峙的结果。50年代后，大陆教会与海外教会隔离了将近三十年，新兴起的福音派思想并没有深刻影响，又加上大多数大陆教会的封闭性、保守性，导致神学上日益僵化。因而目前大陆不少家庭教会与三自基层教会都属于保守基要派。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看到基要派与自由派在中国形成的原因及其思想。我们该如何看待两派的思想呢？其实基要派和自由派并非不可调和的，持守基要信仰与社会服务、学术研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比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英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神学家（葛培理、巴刻等）从基要派分离，他们在神学、文化、科学、社会责任等方面反对基要派倡导的孤立主义、反智主义、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等教导，大力主张更大程度上实施教会文化神学的参与，开创了“现代福音派”的运动。他们恪守传统教义，重视《圣经》权威和学术研究，积极传扬福音，参与不同宗派间的对话，注重基督徒的社会与文化使命等等。他们还通过开布道会、兴办神学院、撰写书籍以及运用现代传媒（网络、电视）传播其思想。现代福音派运动影响极大，欧美、亚太很多教会都受到这股思潮的塑造，并一直延续至今。

假如基督徒能够有基要派那样持守基要真理，学习自由派对社会思想的吸收，以信仰上保守，学术上开放的态度去应对社会思潮、异端思想的挑战将大有裨益。教会如果能做到传播福音与社会服务的并行，将更有利于福音的传播和社会的发展。

（本文作者系厦门鼓浪屿三一堂信徒，其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