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条件好了，就对教会需求降低了？

有人指出，当代西方国家的基督徒参加教会活动热情降低，其实与对教会的需求下降有关。战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升，社会福利越来越好，很多人就不需要通过教会的慈善度日了。另一方面，当前娱乐产业十分发达，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教会社交的需求也在减弱。

而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教会中也是存在的，尤其是某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对于教会的参与度要比父辈更低。有位传道就指出，所在教会一些热心肢体的第二代，参加青契的热情显然不如他们的父母，这或许跟生活条件好了，对教会需求降低有关。

在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浪潮席卷了中华大地，许多人离开农村，来到城市里打拼。他们在城中往往是举目无亲，为了排解孤独以及社交的需要，往往就会加入教会，在此结识弟兄姐妹，此外，教会的爱心也经常给予他们应有帮助，让他们在困境中有所依靠。而且人生处于茫然、未知状态时，对于上主也会有更强烈的信靠。

对于教会中70-80这代人来说，主内团契无疑起到了原有互助会的作用，让大家可以借着信仰抱团取暖，更好地在城市中打拼。而上主同样也是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依靠，因此他们教会参与度显然是要更高的。

而有些外来务工人员的第二代，随着他们的父辈在城市中立足，甚至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再加上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他们的生活条件要比其父母优越许多，在物质上寻求教会帮助的可能性在降低。

而且他们从小生活在城市，通过学校、社区认识不少好伙伴，在城市中不再有孤独的感觉，对教会社交需求自然也就下降了。而当前网络发达，社会娱乐活动多，教会活动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吸引力，其参与度自然不高。

必须看到中国教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复兴，其实也是吃了“时代红利”，在社会转型期为不少国人提供了精神慰藉以及温馨的家庭。信仰对于处在茫然、焦虑中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安慰的效果，能够增强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

但中国社会逐渐稳定，经济得到发展，人们对于教会的需求自然是下降的，这不仅是非信徒，即便第二代基督徒同样也有这个问题。比如某堂会在十几年前每年都有300左右人的受洗，而现在降到了百人左右。这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但人们幸福指数提高了，对于教会需求下降肯定是个重要因素。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教会的“时代红利”消失了，在牧养上也要有所调整。除了关爱信徒、慈善事业需要继续外，如果加强真理的表述，回应时代浪潮的冲击？在娱乐多元化的今天，如何更好吸引年轻人？将是许多牧者、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文的观察只是根据笔者的接触，未必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仅在于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与反思。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福建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