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多现代常用汉语词汇真的大都来自日本吗？

网上常有一种说法认为，现代汉语许多词汇都来自日本，似乎没有他们的文化输入，中国近代语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的确在甲午战争后，张之洞等人极力推动赴日留学，包括鲁迅等在内的留日学生确实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

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服务、组织、纪律、消化、伦理学、客观、介绍”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确实是从日本输入的，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发展，不过现代汉语词汇并非都是来自日本，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中西文明互鉴的结晶。

明朝万历年间，被誉为“沟通中西第一人”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宣教。他除了福传外，就是致力于两大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利玛窦在与李之藻编订、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两人经过磋商，制造了“北极、南极、地球、赤道、经纬线、五大洲”等等地理词汇，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他与徐光启一起翻译《几何原本》时，又把“几何、点线面、三角形、面积、体积”等等数学词汇翻译出来。从而成为当代每个中国人学习数学的必用词汇。此外，明末传教士艾儒略同样创制了“造物主、救世主、文科、理科”等等词汇，丰富了汉语。

到了近代，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学者通力合作，翻译了不少西学书籍，促进了科学、文化在华传播。从第一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编订的《华英字典》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法律、新闻、单位、精神、医学”等等词汇。

由英国伦敦会在上海创立的墨海书屋更是成为传播西学的前哨，翻译了大量书籍，促进了不少新词汇的出现。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就与中国同工合作，汉译了不少书籍，其中“银行、公司、物价、资本、汽车、铁路、煤气、自来水”等等舶来词都是首次在华出现的。

而有学者根据美国教士丁韪良的所汉译的《万国公法》 一书中指出，“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友谊、维持、异邦、会议、国民”等等词汇都是第一次以新的含义出现在中文著作中。

更为重要的是，丁韪良在1864年汉译此书后，日本正好在明治维新，他们以《万国公法》为蓝本，于1868年出版了《泰西国法论》，其中不少词汇都是来自丁汉译的中文。可见近代日本学习西方，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中文著作（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完成的。因此近代有些从日本传入的词汇，可能属于“出口转内销”的情况。

事实上日本有些学者也承认其近代有不少西学文献来自中国，东京目白大学的陈力卫教授就指出“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

可见中国现代许多汉语词汇的出现，并非只是简单地从日本引入。而是有很多是中国历史发展形成的。当然也有不少词汇，是从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通力合作的产物。这是两大文明互鉴，美美与共的见证。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