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出现，离不开这位中国科学家

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具争议的时期，有人认为其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巅峰，也有人从横向比较西方各国，认为这是中国近代衰弱的开始。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康乾盛世社会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人口更是达到了空前的三亿，无疑是小农经济时代，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了，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康乾盛世的出现，与康熙废除人头税，提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加上雍正实行的“摊丁入亩”等等政策密切相关。其刺激了人口增长，增加了社会的劳动力。但是如果没有社会经济为基础，也很难养活那么多的人口。而这就需要农业技术的进步，其实早在明末时期，中国的农业发展发生了一次飞越，从而为康乾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基础。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世界农作物出现了一次大交换。原产于美洲的番薯、玉米、辣椒等，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在明末进入了中国。此时明朝科学家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发现了番薯这种作物易于栽种，产量较高，可以解决灾荒的问题。因为父守孝，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的工作被迫中断，留下了千古遗憾。

不过万事互相效力，徐光启在丁忧的三年中，深入乡村，考察农业发展，并写下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而这却在日后，推动了中国农业技术的进步。

其中《甘薯疏》很快得到推广，番薯在中国不少地方得到了种植。尽管其种植面积在清朝时并不高（大概5%），但却有效地让百姓遇到灾荒时，能够获得维持生命的食物，避免了人口大量死亡，从而为清朝前期人口增长打下了基础。因此也有人将康乾盛世称为“番薯盛世”。尽管这种说法存在夸大，但也说明了部分事实。由此可见，徐光启等人对新作物的推广，是中国人口增长的重要保证。

徐光启十分重视“富国必以本业”，认为国家的发展需要以农业为基础。他在中国重农思想的基础上，强调农业技术的更新，尤其重视水利建设。“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水利莫急于西北，以其久废也；西北莫先于京东，以其事易兴而近于郊畿也。”

由于是教会柱石的地位，徐光启能够长期与耶稣会士接触，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先进的科学知识。1612年，徐光启与熊三拔翻译的《泰西水法》出版，这是一部介绍西方水利科学的著作，促进了中国农业水利的进步。

徐光启在长期研究农业科技的基础上，编撰了《农政全书》一书，本书共60卷，内容宏大，共有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目。全书考证、总结前代有关农业的文献，又加上徐光启与耶稣会士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科研成果和译述。这是对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最好总结，更加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是一部中国古代农学著作的集大成者。

正是《农政全书》的出版，提高了中国农业技术水平，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康乾盛世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在肯定康乾盛世的时候，不能只看到康熙、雍正等帝王的作为，也要看到徐光启等科学家的巨大贡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农业技术的进步，康乾盛世是不可能达到小农经济发展的高峰的。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