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传教士百年书札—坎宁安

作者短评

近代中国，外国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是广泛的：军事和政治、经济和社会、知识和文化甚至思想和精神等几乎每一个领域，以至我们描绘近代中国人的生活图景时，不能忽视外国人的存在。

加拿大在川传教士作为新教传教团体，通过布道站的教堂、学校、医院等从事福音宣讲，也广泛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对四川有明显的社会影响。

加拿大传教士为我们留下了回忆录、纪事、书信等相当数量的文献资料，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特征。这些第一手的叙写文本无疑是阅读和了解四川甚至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窗口。

书信所选时间从1911年到1950年，这是中国近代史最为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这期间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等历史事件无一不出现在华西书信中。

今天，让我们跟随坎宁安夫人（Mrs. E. R. Cunningham）的书信札记，了解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女性生儿育女的艰难和不易，感谢华西协合大学的医生们为提升围产期母婴保健水平、治疗婴幼儿眼疾而做出的卓越努力。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天地出版社出版《华西书信》摘录之一  

海外华西文献研究中心编译  

主 编：  微雨书细

副主编：张维本

［加拿大］四川鼎上文化项目执行

寄信人：坎宁安夫人

加拿大联合教会华西差会

四川成都四圣祠北街18号

寄送日期：1931年9月28日

收信人：文焕章

加拿大联合教会海外差会

多伦多皇后西街299号

签收日期：

文焕章一家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1976.001P/1768N

我在打字机里换了一个新的色带，这样你在理解我的书信内容时就不会遇到任何无谓的困难了。我的打字能力得益于当初在报社做记者的经历，那是在我被命运拽到这么远的地球角落里来之前的事了。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偶然和随意的行为，词不达意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所以请不要对我报太高的期望，我可没有速记员的那种本领。

这里的秋季学期活动再次走上了正轨，而这恰恰令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情况并不乐观，尽管你身边的一些人给你们的报告看上去都很光鲜。我们听说明天会有大规模的学生游行；我们的看门人，神情前所未有地严肃认真，反复郑重其事地询问艾德，他明天是否可以关紧大门，以免惹上麻烦。这次的游行是反日游行，起因于日本人在东北诸省的行动。我们所有的诊所里都挤满了人，而且那些陪同着患者的中国人都对我们十分友好。

当我们去年秋天休完假回来时，一般的寄宿房屋已经不够我们居住了，幸好妇女传教士协会邀请我们去医院里住，她们有一些房间原本是为学医的女生准备的，好在尚未被占据。我们一直住在那里，两周前才搬到自己家——就是那座我们教会的老房子，在不同的时段，有很多传教士在里面居住过。它是我们教会在成都建造的第二古老的房子，而且很有可能是外国人在成都所建的第二古老的房子。我们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使它变成很舒适的家——至少当我完成改造之后会很舒适。这种整修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毕竟我有很多医院的工作要做，有些是有规律的，还有些是无规律的；所以房屋的整修必须排在第二位。就我们正在努力做到的工作量而言，教会非常缺乏医生，所以每个可用的医生都尽最大努力在工作；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是这种状况。我想，恐怕很难找得到比我们传教士的妻子们更勤劳的女性了。

你也许还不知道吧，我对于产科工作，无论产前还是产后都有着特殊的兴趣。换句话说，无论是产前保健，还是生产时对母亲的照料，以及对产后初生婴儿的照料，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而这样的工作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加之其中的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语言都难以表达。

今天早上，我为一个妇人接生了她的第九个孩子，而她所有的孩子，包括今天诞生的这一个，都没能够存活下来。所有这些孩子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于两件事：父母感染的梅毒，以及出生时的护理不当；那些出生时还活着的孩子，往往因脐带感染而在不久后死于破伤风。过去几个月我一直在治疗这个妇人，好希望她怀着的这个孩子能逃过被过度喂养或别的类似负面状况扼杀的噩运。而就在今天，我为她接生了一个发育良好的大个儿男婴，他却没能活着看一眼这个世界，并且他的母亲也有可能会死于失去孩子的绝望。

1903年3月22日，英国商人立德之妻阿倚波得·立德（Archibald Little）继在重庆倡导天足会（1897年）运动后，又到成都宣传放脚，与启尔德之妻大开演说于玉龙街龚氏剧园。图为演说结束后留影。第三排右二是启希贤，左一是阿倚波得·立德夫人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我每天例行的日常工作是在医院查房，大概是早上九点半开始，然后从十点半到十二点半待在诊所里。而产科的接生工作则无论在医院和产妇家中都是随时可能冒出来的；每周有两个下午要给医学生们办讲座，还有一个下午的健儿门诊。据我观察，产妇们大多是产前匿名来诊所检查。很多人都是来找我检查确认她们是否可以顺产，然后就让助产士或邻居甚至仆人帮助她们接生；也有其他一些产妇则是定期来接受我的指导，然后到医院里来生产；还有少数人会坚持要求我去他们家里为产妇接生：中国人喜欢在生病时有一群人围着他们，甚至在他们生日聚会时也喜欢如此。

你也清楚，在中国内地，一种社会弊病仍然在蔓延：一夫多妻制。短短四个月里，我为三个产妇接生，她们居然是同一人的老婆；过去的两三个月里，我还为另一家人的两个女人成功接生，很可能不久就要替第三位接生了。有些人说，这些女人都早就习惯了家里有别的女人存在，但这是彻头彻尾的偏见，我们完全不能赞同。这些女人往往都会因此而很不开心，争吵和生闷气的时间会大大地增加，时间久了，她们会陷入一种苦不堪言的境地。之前，我们医院里，一位先生的两个老婆同时来住院，她们甚至不愿意住在同一层楼里面。一夫多妻制度与我们基督教的教义是相违背的，但在中国，想要彻底改变它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前面提到的婴儿诊所是由启智明（C. Kilborn）小姐创建的，她是护理专业公共卫生工作方向的在读研究生。开办这个诊所是以婴幼儿保健为目的，而不是为生病的孩子看病。每个周一的下午，詹姆斯·尼夫太太、哈利·威廉姆斯夫人以及两三个中国护士一起，协助着启智明小姐和我在这个诊所的工作。妇女们带着她们的孩子来到四圣祠教堂地下室的一个大房间里；孩子们在里面脱去衣服、测量体重，如果是初次就诊还需要了解一些既往病史。以后每天都要测体重并由一个医生进行健康检查，还要向小孩们的母亲提出关于食物、服装、洗浴、睡眠等各种普通婴儿保健方面的忠告。你看，婴儿保健的问题在加拿大早已为我们大家所熟知，但是在这里还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他们的婴儿出生时是和我们加拿大婴儿一样可爱的宝宝，但有许多都过早地夭折了；我的意思是在几个星期或稍长的时间内，一旦哺乳期结束后，便会有大量的婴儿死去。我们发现，在前六个月母乳喂养婴儿的时期内，他们都发育得很不错，但是，当这个阶段过去后，他们就开始走下坡路。他们得到的喂养实在是太差劲了：通常只有一个奶妈的奶，再加上少量成年人正在食用的食物；而这奶妈可能从她生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已经喂养婴儿两年了。不讲卫生和生活总体缺乏规律的不良影响，开始以各种各样麻烦的形式显现出来：佝偻病、皮肤病、眼睛和耳朵的问题、消化不良、体重过轻、脸色差、脾气不好等问题，随着孩子的长大而同步增长。因此我们力求在这个婴儿诊所里，教会母亲们渐进式的喂养方法，以及该如何保持婴儿良好的卫生和健康状况，使他们能成长得更强壮、更快乐，真正让这里的孩子健康成长，就如同任何一个你见过的加拿大婴儿一样。

在夏天到来前，我们举办了一个特殊的示范日活动，向这里的很多母亲发放了邀请函。当天我们接待了一大拨人。开场祈祷由詹姆斯·尼夫牧师主持，在祈祷中他向主报告了一些很好的保健知识，而我主无疑将它们传达给了在场的母亲们。之后，我们做了几个简短的演讲，尽量讲述得简单和清晰；接着进行了示范。我们布置了主日学校的一些教室来进行一系列的演示。第一间演示为接生做准备的中国卧室，包括桌子、床等该如何准备；第二间里是各种各样的小孩服装，从初生婴儿到六岁幼儿的都有，以销售模式进行展示；第三间展示所有的婴儿沐浴用品，并通过为一个真实的婴儿沐浴来进行演示；第四间演示如何将中国的蔬菜、谷物等以适合婴儿和幼儿食用的方式进行烹饪；第五间是床、婴儿护栏、秋千、玩具等的展示；第六间是婴儿保健诊所的模型展示。女人们看了又看，反复观察和讨论，不断提出各种问题。她们的确对这些内容非常非常感兴趣，何况我们还给她们提供了茶和蛋糕。除了我们诊所的正式助理，还有鲍耶太太和何美贞（L.G. Hartwell）小姐、启希贤（R.G. Kilborn）博士和高文明（W. Crawford）博士，以及不少已经毕业的、当了母亲的中国护士，大家都来给我们帮了忙。在我们看来，这个示范日活动搞得非常成功，尽管并非所有的母亲都从那时起定期来做儿保，然而有一些已经会定时来了，更多的虽然再也没有出现过，但她们得到了一些新的观念。这些观念和印象被她们带走，必然会对她们自己的孩子以及周围其他人的孩子产生有利的影响；而在她们心目中，这一切都与基督教堂，以及那些自称基督徒的外国人紧密相关。所有这些都有着或间接或直接的价值。

我的工作重点当然还是在女子医院。虽然它主要是由妇女委员会掌控、管理和提供资金，但同时我们教会的其他很多成员，以及其他教会的成员也向其提供资助。当然，如你所知，医院之间总是或多或少会协同工作，以更好地进行人员和金钱的调配；也因此我们必须为彼此服务，并承担一些教学任务。例如，我们教会的胡祖遗（E.C. Wilford）博士和美以美会的甘莱德博士就几乎承包了普通外科的所有工作；而同属美以美会的利杰斯特兰德博士则负责妇科的工作，后续到来的其他人应该可以为他分担一部分；虽然大部分的耳鼻喉科工作是由专科医院完成的，但有时候，皮特森博士（美以美会）和坎宁安（E. R. Cunningham）博士也会到女子医院来开展一些这方面的工作；英国圣公会差会的安德森博士则通过向诊所捐款和为内部医疗工作提供咨询来帮助我们；而威廉士（T.H. Williams）博士则在他的实验室为所有医院做病理研究工作。所以你瞧，这的确是一种集所有人之力的协同作战。然而，即便是协同作战也需要一个头儿。在一年多一点之后，女子医院的负责人启希贤博士会回家休假。其实她并不仅仅是负责整个医院的管理，还包揽了儿科、医院内部的医学工作、大部分手术病例的术前和术后护理、几乎所有的麻醉工作，以及人们没有时间去顾及的其他大量的细节。我们现有的人员中没有一个可以取代她的位置。她所做的那些工作，或者至少其中的大部分，若非一位女性能够承担的话，也许应该找一个男人来完成。

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教师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位为毕启校长、第四位为胡祖遗院长、第五位为启尔德的第二位夫人启希贤、第六位为谢道坚、第七位为启真道的第一位夫人启静卿；后排左起第一位为杨济灵、第二位为启真道、第五位为高文明、第六位为米玉士、第八位为林则）

拍摄时间：1925年

照片档案号：1999.001P/3307

但由女医生来担任这个职责的要求前所未有地强烈。如果能有一位或两位女性可以正确地对此进行估量的话，会认识到这真的是一份极富吸引力的工作。它能够让一个医生有机会去尝试她想尝试的所有领域，不会受到任何类型或数量方面的限制；除了拥有这种自由，她还能得到其他协作医生提供的帮助或咨询，因此得以免除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生，对于自己有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中的极大恐惧。除了这些机遇，还能得到与医学生们打交道的机会，并且拥有教导他们的特权。现在正好就有一群好学生，无论男孩女孩都非常聪明、好学并渴望做出成就；而且他们都已经对于医务工作的繁重和其在专业方面精益求精的要求有了清晰的认识。我们医院还有一所护士学校，里面有外国护士监督。即便学校的设备已经很好了，但我们还是在逐步使其更好。希望能尽可能早些派来两名女医生，当然，如果只能安排一位，我们仍然会感激不尽，但是两位则更好、更保险——毕竟总是会有很多意外状况发生，或者是结婚，或者是其他状况。如果总部没有这笔预算而妇女委员会有，我们就先借她们的钱，总之请一定让我们在启希贤博士必须离开之前，能够落实一位可以代替她的医生。

不过你大概会开始厌倦了。在我们的社区里大多数成员都是健健康康的，有几个人已经开始有点儿进入“休假状态”了，他们更多地在考虑明年回加拿大团聚的事。我们都满怀莫大的欢乐期待着休假回来的人们，以及即将与他们一同抵达的新员工。他们无论新老，对我们来说都像是一股清新的空气一样令人振奋。

这三年来四川的农作物收成低得可怜，这样的自然灾害再加上军阀们企图买断并囤积粮食，造成了物价的飞涨。因此，比平常有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和痛苦。大米的价格一旦上涨，所有的物价就都跟着上涨，然后人们就都惨了。街道上有大量的乞丐，每天我们都需要去救济那些陷入赤贫的人们。我相信，在加拿大的部分地区可能也能看到这种现象，但是在这里，贫困完全与我们零距离相伴，我们不得不尽我们所能去救济那些人。

1937年4月，四川难民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1936年、1937年（农历丙子、丁丑年），四川普遍大旱，是近百年来的最大旱灾，称丙丁大旱。1937年2月，四川简阳县县长上报四川省第二区督查专员公署呈文称：“自去年8月到今，150余日无一次透雨，田土干枯，栽播艰难。”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我不能肯定我丈夫是否也会给你写信，他刚刚才熬过一场流行性感冒，精力还未恢复。我们谨向您本人和夫人，以及其他任何可能有兴趣的人致以我们最诚挚的问候。

你真诚的

坎宁安夫人（Mrs. E. R. Cunningham）

成都

1931年9月28日

上：加拿大传教士在成都的房屋院落

拍摄时间：1918年春

照片档案号：1999.001P/2979

下左：成都弟维学校部分师生

拍摄时间：1926年

照片来源：《成都我的家》

下右：民国成都市井生活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来源：《成都我的家》

1931

1931年1931年坎宁安（E. R. Cunningham）工作汇报

过去一年以来我任职于成都眼耳鼻喉医院，致力于医治眼疾患者。在这所医院，经我们诊治的门诊病人有一万余人，住院病人也有好几百人。人们从华西各地前来求医，还常有远自甘肃、云南等地来的患者。就在我写这份汇报当天，一位男性患者赶了一天半的路程，专程前来找我们诊室一位外籍医生看病。原因极易理解，因为我们医院是华西地区唯一一家眼耳鼻喉专科医院。病人往往是经多方寻医未果，辗转打听到我院，特地前来。

有时由于病人流动性过大，我们无法做到非常细致周密的诊断。短短两个小时时间，要看完两百名流动患者，进行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是何其困难。好在眼部相比人体其他部位易于检查，也无须了解患者很长的病史，有时只需患者详尽叙述，即便没有病史资料也能进行诊断。因此我们科室诊治的病人数远多于其他科室。

我们尽心工作的一大收获是同中国人建立起友好的联系。很多因罹患眼疾前来治疗的中国患者先前从未见过外国人，更不用说同外国人说话。他们之前把我们想象成一心想取他们眼睛的恶魔。然而就在坐在检查椅上接受诊断的几秒钟或几分钟时间里，他们得以有机会仔细打量我们，然后回去同家人邻里或褒或贬地说起这里的见闻。随着好感逐渐累积，民众也渐渐开始接纳我们的教化与宣讲。

眼疾在中国非常普遍。粗略估计中国约有30%的人罹患某种眼疾。有些官方数据显示沙眼患者占其中的30%左右，但我相信在华西地区并没有如此之高，据我观察应该不超过15%。沙眼是发生于眼睑结膜的慢性炎症，通常两只眼睛并发感染，有时会扩散到透明角膜部分，并由此影响视力。通常沙眼导致的并发症会造成眼睑与睫毛内翻，以致摩擦眼球，导致角膜溃疡以及透明角膜瘢痕与浑浊。很多人因此致盲，并进一步蒙受更大的经济损失。经济致盲者（无法自谋生计者）要么得依靠家人或亲戚资助，要么只有上街乞讨。难怪中国有如此多的乞丐。我们则主要对病人因沙眼导致的畸形眼睑进行手术治疗。此外我们还进行错位睫毛矫正，内翻眼睑边缘外翻，修补由于江湖游医不当手术造成的眼睑组织损伤，进行人工瞳孔再造术，帮助病人透过浑浊角膜和瘢痕看见物体，这种明显的白色瘢痕对于女士和考虑婚娶的男士是有些影响容貌的。然而所有这些治疗方式比起有效的预防措施都显得微不足道。大力开展卫生保健方面的宣传工作才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每天都有人前来问诊，询问医生自己是否罹患沙眼。公众的卫生意识的进步由此可见一斑。

这份工作最为伤感之处就是亲眼看见许多罹患严重眼疾的婴幼儿。有一类婴幼儿病患是因食物中缺乏某种营养元素，我们认为是未能摄入足够的脂溶性维生素A。孩子父母无钱购买新鲜的蔬菜、肉类和水果，导致幼儿患病多发。若我们能及时医治，并成功劝说家长给孩子服用鱼肝油进行简单治疗，患儿病情便能得到控制，其视力也能得到终生保障。这类眼疾在士兵中也小范围存在，士兵也缺乏食物，然而士兵人群表现出的唯一症状是夜盲症，这是眼疾的早期征兆。对士兵采用相同治疗方案能达到相同效果。

倘若成都地区所有患者都到我们这里诊治，我们将无暇应对，无法胜任如此繁重的工作。因此我们正培养医学学生。每年四年级学生除接受30小时左右课堂教学之外，还需完成24小时门诊见习任务。这个还远远不能满足眼疾治疗训练的要求。到五年级，他们会有一个月的眼科集中见习机会，这时能更好地学习诊断和观察治疗。尽管如此，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还是会遇到一些无法处理的复杂情况，不得不交由专家解决。鉴于这一情形，去年我们开设了一门硕士课程，目前正对第一、二届硕士学生进行授课。据我们估计，每个有5 000人口的城市都至少需要一位眼耳鼻喉专科医生。

由于种种原因，近视在中国学生中发生率极高。有时即便是在经过非常细致的检查并要求佩戴眼镜之后，学生视力仍然只有0.5。高度近视是终生无法摆脱的严重缺陷。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政府能采取措施全面检查学童视力，并要求近视学童佩戴眼镜以保护视力。这样能有效减少高年级学生高度近视的发生。我们验光室每天对约400名患者进行检查。大部分患者来这里是因为他们在眼镜店无法配到合适的眼镜。他们的眼部通常有疾患，导致眼部器官功能异常。有时佩戴眼镜能有所帮助，有时则需进一步治疗。

去年我们还在乐山工作了一段时间。12月我们离开成都一周，乘坐汽车前往乐山，在乐山工作了足足四天。这是繁忙的四天。梁正伦（A. S. Allen）医生的病人已堆积如山。我们在三天时间里做了十七次手术、三十次验光，并在门诊诊室看了大量的病人。单单在乐山这一个地方就够一位眼耳鼻喉专科医生好好忙活了。

最后，我要对差会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差会给我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让我能够在过去一年里努力工作，收获来自自己和患者的满足感。

乐山城门

拍摄时间：192-？

照片档案号：2000.017P/435

梁正伦（站立者）与重庆仁济医院职员合影

拍摄时间：194？年

照片档案号：2000.017P/95

坎宁安（E. R. Cunningham）

四川成都

1931年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