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中国基督教基要派与自由派之冲突的起源与回响

摘要：

整体而言，民国时期是自由派教会塑造中国社会的进程。但是这种塑造尽管被进步人士视为进步开化和革新，保守主义者却认为这是全然大错。今天，这种保守主义依然影响了中国知识人的基本政治图谱选择。他们认为声光电的先进，只是、也仅仅是表面生活方式的便利化，而这种便利是以丧失古典德性为基础的。对民主的肤浅的选择，怂恿了不具备政治能力的人，竟以为在人人平等的“天然正确”下能操纵国家公器，最终只能是让国家和人们沉沦失丧在现代化的迷失里。所以他们出于对一种伟大传统的坚持和守候，来抵制现代化的转型。

欧美近代基督教主流教会之自由派在这个阶段开始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进入了中国。他代表了一种平民运动，即在封建固化，人的一生有着难以改变的社会等级身份限制的中国，自由派开始通过工商社会专业技能的教授，让这一部分人，能够冲破固化的阶层而有独立上升的空间。这是自由派教会在这个阶段的一种深刻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自由派还积极的介绍着西方的文明制度，改变着中国。他们认为帮助中国进入现代化、熟悉现代化，是福音和基督精神在中国的主要表现。

这个阶段是纷杂繁荣之时代，是基督教自由理念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时代，其中基督教青年会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但是到了民国时代随着华北神学院的建立，自由派教会开始有了强有力的批判者和挑战者。在基要派看来，自由派那一套不就是唯独追逐、迷恋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吗？华北神学院并非无学识的盲目反对现代社会，而是认为自由派把建设和发展的代价建立在了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生存危机、道德迷失和绝对价值颠倒的基础上了。

所以在自由派影响力处于最高峰时，基要派开始站出来说不。

由此，本文通过叙述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构建出当时教会的生存环境。并且继续描述当时中国教会的主要教会和社会实践，方式是通过对一些较为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描述来完成。接下来进入对华北神学院的介绍，选取其从开始到结束的一些节点细节，这样带给读者一种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教会的整体印象，通过回顾历史，拓展人们对当代教会发展的想象！

一、源起：第二次在华宣教士全体大会之开会时间之争

最初来华的宣教差会各自独立，后来借着长老会的教务杂志做信息沟通的工作。

1874 年，烟台的美国长老会召开宣教总结会议，赴会的除了美国长老会之外，还有其他长老会宣教士。大家坐在一起，其乐融融，讨论颇为有效，最终他们觉得在自己宗派即长老会有效的讨论基础之上，有必要联合更大范围内的宣教士团体，一起讨论在华的宣教事宜，这构成了仅有的四次在华宣教士全体大会的起源。

于是，美国长老会尼维斯，英国伦敦会威廉臣、美南浸信会海雅西三人起草了一个通告，向在华所有宗派所有差会发出邀请。同年，狄考文等七人组成常委来推进第一届在华宣教士大会。这是由自由派发起召开的会议。

1877 年五月份，第一届在华宣教士大会召开。宣教士穿着中国衣服来到上海，会议成果主要体现在确立了自由派的宣教策略。有意思的是，自由派和基要派的争论也开始体现，即在何时召开第二届即下一届全体大会这个时间性议题上发生争论，体现了基要派的反对意见。

自由派认为以十年为期即 在1887 年召开第二届会议为宜，这以威廉臣、范约翰、尼维斯、费启鸿、斐迪等人为代表。

他们认为，战争和条约让基督教进入中国，中国人优越性和自守心态破产，开始学习西方，特别是学习西方的历史、地理位置、国家制度和船炮技术，因此中国近十年变化甚大，主流中国人接触了蒸汽机、电话机等，新闻报纸开始普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被中国人讨论。所以，中国目前局势有利于自由派宣教士，大家应该备受鼓舞、拓展教务、信心激增。当中国的改变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基督教该以怎样的方式涉入，时不我待，要当机立断，不失时宜的尽快召开。

期望1887年召开第二届大会，是自由派的热切愿望。因为他们以自由派宣教秩序输出为基础，开始谋求以基督教来帮助中国现代化。这种热切愿望是基于社会现实，而非基要派的无论的是与不得时。

基要派代表则以费约翰为代表，包括狄考文、晏马太、蓝柏、汤姆生等人。他们对于第一届大会由自由派占主导的局面颇为不满，试图通过时间的拉长来消磨自由派的热情，同时又能在在华基要派组织并不健全时还维持一个程序性大会，于是他们主张在1890 年开第二届大会。他们提出了自由派不得不接受的理由，即缺乏经费，因此需要多年准备并经过冗长的述职和申请来申请。

于是基要派的提议得到最终确认。

宣教士之间自由派和基要派之争也迅速被国人所认识。

义和团作为官僚贵族的附庸，从其姿态便能看到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接受程度。1901 年，河北故城县义和团领袖田泽民加入英国伦敦会，成立基督教教会学校，开始把握到自由派与基要派之间的分歧，开始以自由派反对基要派。

义和团运动之后，导致满清政府努力推动现代化进程，此时中国几乎是全民都一致的要求现代化，即使最保守的贵族，也是希望做出预备立宪的某种改变，只是细节上需要优待贵族和维持体面。

改革，是基本社会的共识，无论朝野。

而这时期的在华西方教会，主要是秩序输出和文明译介，既不允许中国人参与教会的行政事务，经费的支出也不允许过问，同时不允许中国人自传。直到赵君影第一次提出中国人可以自传，以及 1949 年之后，三自运动吴耀宗等人明确认为，教会可以在中国人手里自传自养自治。

二、三十年代之时代背景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有着这样的现实图景：自从德国挑战了一战前的维也纳均势国际体系后，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家击溃了德国意图称霸欧洲的努力，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这个体系相对稳定的维持着世界的秩序与和平。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继续工业化，出现了基于贸易和货币汇率政策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于是德国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崛起，再度发动了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这就是二战的肇始。于此同时，一战结束后随着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崛起，全世界构成了两个基本的阵营即苏美阵营。从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主导着世界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

在中国，大清帝国内部的新政和改革，促使汉族官僚和汉族民族买办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崛起，这些构成了大清帝国中央权力体制之外的难受约束的力量，满蒙回藏汉五族区域内的地方主义开始成为鼓吹自治的主要力量。急速发展的地方主义势力难以有耐心等待大清帝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此通过同盟会等反满力量和北洋军政府的合力，造成了1912年的民国政府的成立，中国由此开始进入了共和时期。

30年代开始，欧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国家发生了普遍的经济危机，面对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动荡，出现了欧美自由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两种解决方案。中国知识人开始在这两种方案中寻找出路。二战的亚洲主要战场是在中国，之后美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对日作战，以及苏联远东红军之进入东北战场，最后使得日本战败，二战结束。

共和时代开始，社会经济上，实业发展迅速。这些实业原是大清帝国之时的没有土地的贵族和兴起的汉人官僚开始开办的，清帝国原本的意思是想借此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不受约束的地方主义却把实业兴国的趋势顺利的构成了地方自治的经济基础。地方主义、军阀、土匪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国乡土社会的面貌。

本文叙述的三十年代中国自由派与基要派之争的历史过程，正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宏观历史图景之中。中国教会作为历史现实中的存在，全方位的受到了这个大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

三、中国近代化的转型

近代化也叫早期现代化，它们源于同一单词“modernization”，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在中国，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就是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从中世纪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

中国的近代化，也就是早期现代化，普遍认为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也就是第一次英中战争（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战争”开始的。

战争之后，古老帝国开始缓慢而痛苦的转型。

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工商业贸易规则开始进入中国社会，中国知识人开始逐步的了解了“更先进”社会理念和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原理。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精英，中国知识人开始试图学习外国的可取和先进之处，以在国力上赶上外国，以求在国际交往中，比如关税的制定上有自主权，在司法裁定上也有独立权。

在治外法权的丧失上，相对于保留酷刑的晚清，司法治权的局部丧失无可厚非。但有着民族自尊的中国知识人，试图改进中国的社会以求恢复完全的自主。在中央是以恭亲王奕䜣、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官员，在地方是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发起了洋务运动。当时的中国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洋务派的主张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练兵方法，建设近代化国防。这个运动的意义在于，中国承认了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不足，要求进行中国的近代化。

四、非基运动和中国基督教的回应

非基运动源于这样的国际背景，即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1919 年第三国际成立。第三国际开始谋求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的理解方式加于整个世界，加于中国。这与美国的中国政策相冲突，于是美国共和党保守主义阵营开始借助于正在美国开展的基督教基要派运动，来华布局，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方面的主线：

一方面，第三国际要在中国推行政治经济主张，于是联合居于主流的自由派，如吴耀宗等人，他们对于苏联的态度都是极为赞赏，并且心底认为相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未来世界的必然趋向和主流趋向。

另一方面，美国的保守主义和基要派教会在华活动，开始试图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和影响，1919 年美国世界基督徒基要派协会成立可以作为标志。

在非基运动前期，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转折性变化，即十月革命爆发苏联成立，和随之第二国际分裂，更激进的社会党成员成立了莫斯科第三国际这两个事件的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大资本和大工业发展阶段造成的工人不平等的制度，在不同程度上，社会党和基督教青年会之类组织也反对大资本、反对欧美国家主义。他们力图努力改进更新社会弊端，意图以新的更合理的制度取而代之。因而他们在中国也是倾向于主张社会主义。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基要派开始在这个大环境下成长，这些基督徒他们反对欧美资本主义等现代方案，也反对用新的制度取而代之，他们之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只是关注自身的个体得救，强化福音的个体独特性而非社会性。

1922年４月４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来自32个国家146名代表及中国550余名代表参与出席大会。此届会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首次会议，其中的重要议题就是讨论基督教与战争的关系，表达基督徒反对世界上“强凌弱、大残小”的侵略行为。大会订立通过决议“我们有绝对责任，就是尽我们一切力量为取消战争根源而战，为取消利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而战”。这是民国基督徒的主流声音，表达了基督徒追求民族独立和免于被欺凌的诉求。

但是却在此时刻，非基运动开展。非基运动诉诸于两个理由：

一是基督教反科学，

二是基督教勾结帝国主义。

众所周知，基督教是现代性意识的引进者，西方文明的传播人。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由基督徒和教会引进。那么，在哪些事件和时间节点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以至于在群众性的非基运动中，基督教被视为迷信呢？

在宗派式的宣教理论上，大宗派一直倡导排他性，即基督教和其他所有宗教都具有着决然不同的本质区别。

这些自由派教会的本色化，是在人事组织和财务关系上，让中国人主导，外国教会辅助，并没有过多探索教会信仰和神学的本色化。基督教此时还是一种看起来高大上的信仰群体和宗教模式，传播着文明，塑造着新社会。

而艾香德博士是最先在神学上进行基督教本色化的差会的尝试。

他为了消除“基督教洋教”的丑恶而大规模的在教义上进行着佛教化和中国化的革新，在深山里建立教堂，教堂建成佛堂样式，十字架下粘帖莲花，礼拜时点上蜡烛，跪下祷告，早晚灵修日课。这样的风气一开，民国基督教开始接近了中国本色文化，也和中国本土信仰模糊在了一起。

尽管作为信义宗宣教士，艾香德强调自己虽然极尽可能的本色化了基督教，但对于核心的因信称义等关键教义，仍然保持着基督教的独一性。但是，在这样的过于迎合中国民间文化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认为福音对象是底层的中国人时，为了俯就中国人的接受程度，在具体的宣教过程中，就承认了民间文化和宗教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于是在非基运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