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圣诞=汉奸=不爱国吗？

可能从十博士反对国人起，每到12月，总会出现一些抵制圣诞的言论。他们普遍认为，圣诞节是西方的节日，中国人不要过，甚至有些极端的人指出，谁过圣诞，谁就是汉奸。

“汉奸”一词，可能是当代网络较常使用的词汇之一。每当国际上出现对华不利的事件，历史文化的观点论战（比如：明、清之争）甚至使用了某些国家（日货等）的产品，一些所谓的“爱国者”总会将“汉奸”的名号加给那些他们认为的“坏人”。从《辞海》对汉奸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比如：抗战时期的汪精卫、陈公博、殷汝耕等等投靠日寇，卖国求荣的人都可视为汉奸。因此，只有在明确个人或团体的行为存在出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视为汉奸。那么根据一些极端国粹派和民族主义者的说法，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汉奸吗？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

任何一个文明的产生，都不是独立完成的，而是在广泛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上取得的。比如：西方文明就以希腊、罗马为基础，融合了希伯来、埃及、古巴比伦以及波斯等等文明的因子，建立起来的。而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是如此，是在不断向外汲取养分中成长的。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外文化不断交流、碰撞，不断地充实着华夏文明，使之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

自从张骞通西域，中国就打开了对外交流的大门，来自中亚、印度、波斯乃至中东、罗马的各种宗教、文化、艺术甚至食品、日用品等通过丝绸之路纷纷进入中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历史学家雷海宗指出的，“从公元383年至20世纪，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佛教产生深刻影响，无论在血统或文化上都起了大变化，但中国的个性并未丧失。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虽然此论并未成为共识，但不可否认，中国在外来文明影响下，发生了巨变。

进入大航海时代后，中西方交流日益紧密，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入华，形成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浪潮，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而在近代，中国饱受列强的侵略，加之国内动荡，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很多有识之士为了救国存亡、富国强兵、拯救黎民于水火，纷纷从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文化的浪潮，造成了中国“数千年之大变局”。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学习有用的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形成，正是16世纪以来，三次学习西方文明的结果，外来先进的科学文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也让整个国家摆脱落后与屈辱，成为令人瞩目的大国。因此，从文明发展规律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看，接受外来文化，并非损害国家利益的举动，而是国家发展的必须。认为接受西方文化就是汉奸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吸收外来文明是好的，但圣诞节是西方宗教的产物，将会影响国人对传统文化甚至是国家的认同，因此国人不能过。对于这个问题，且不说很多人并不知道圣诞节的内涵，只是借此娱乐消遣而已。他们不仅在圣诞狂欢，春节、中秋也同样如此，无论传统还是外来，他们都趋之若鹜，何来降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很多基督徒不仅过圣诞，同样也过春节、清明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并没有因为信仰，而失去了文化认同。至于那些反对中华文化的极端信徒，也基本上反对过圣诞，成了除国粹派、极端民族主义外，激烈的抵制圣诞者。

至于对国家的认同，这个跟信仰何种宗教或者喜爱某种文化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很多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但也热爱自己的国家。正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事关民族存亡的抗战中，很多基督徒与全国民众一道，投入到抗日救亡中。比如：七七事变殉国的佟麟阁将军；将《义勇军进行曲》介绍到国外，呼吁抗战的刘良模先生；不顾年纪老迈积极为抗日奔走呼号的“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等等。这些基督徒都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做出了贡献。而认同传统文化的人也不一定就爱国。最典型的莫过于伪满总理郑孝胥，他是传统文化的积极鼓吹者，在书法上造诣颇深。可惜的是，他晚年鼓动溥仪投日，并起草了伪满的建国宣言，成为令人不齿的汉奸。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那些认为过圣诞就是汉奸的言论是严重错误的，他们无视文明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事实，盲目地排斥西方文化，展现了其无知与偏执。

最后笔者给大家讲个故事作为结束。以前有人在群里说，“过圣诞是汉奸。”我反问他，“今天几号？”他回答：“12月25日。”我马上反驳：“原来你也是汉奸啊，居然连农历腊月初一都不知道，只知道洋人的历法。不清楚中国历法。”对方一时语噻，不再说了。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福建教会一位同工。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