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上帝观

不少人都认为先秦时期，中国古人所敬拜的“上帝”就是《圣经》中的主，而尧舜禹汤、孔孟老庄等中华先贤都是主的崇拜者。那么这种说法可信吗？

关于商朝时期，国人是否敬拜主的问题，笔者在《中国商代人可能敬拜主吗？》一文已有说明，故而不再赘述，本文从一些古代思想家对永恒的看法入手，简要说明下中国古人是否敬拜主的问题。

在中华古代先贤中，老子与孔子无疑是对中华文明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们所开创的道家与儒家学说，千百年来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思想言行。由于道、儒两家的巨大影响力，有些基督徒就认为老子与孔子的思想蕴含着“主的启示”，他们就是上古时期的“基督徒”。

关于上帝，老子指出：“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根据近代高亨解读“象帝之先，犹言似天帝之祖也，古者祖先亦单称曰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子洞察到宇宙中有个神秘存在，好像是万物的源头。但他不知道来源在哪，但肯定出现在当时人所敬拜的上帝之前，是“上帝之祖”。老子明确指出，古人所拜的“上帝”并不是万物的起源，是在“宇宙本源”之后出现的，不是创始成终的，没有永恒性。这个观点就否定了很多人认为《尚书》、《诗经》等古籍中“上帝”是创造者的看法。

那么老子认为宇宙最高存在是什么呢？他在二十五章指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认为，万物有个起源，但他不知道是什么？只能提出“强字之曰道”这样的模糊概念。正如著名汉学家史华慈指出：“老子哲学体现了创造性的模糊性，道的模糊性不是老子哲学的缺点或局限，而恰恰是老子哲学的高妙之处，过人之处。”由此可见，老子是位充满高超智慧的哲学家，他通过缜密、理性的思考，探索到宇宙的终极存在，可他无法明确地指出最高存在是什么，只能以模糊的概念去解释。这反映了人类理性有限，无法完全认识主，只能通过主的启示才能知晓奥秘。假如老子真的认识主，那他就不会以如此模糊的概念去解读，而是明确地宣告真理。此外，孔子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更一步说明，中国古代先贤对于永恒真理有探索、有思考，但并未真正认识其奥秘，因此，当时的人是不可能敬拜主的。

其实“上帝”是主的汉译名，是借用中国古代的信仰的词汇。在早期《圣经》翻译时，尽管麦都思、施敦力等英国宣教士认可以“上帝”翻译GOD。但遭到了以禆治文、文惠廉为代表的美国宣教士的反对。他们觉得没有主的特殊启示，人类无法真正认识祂，而没有《圣经》的中国人是不可能认识主的，“上帝”的概念只是原始理性的产物或特殊启示通过跨文化交流间接影响的结果，因此，“上帝”并非对造物主的正确认识，而属于偶像崇拜。他们觉得“神”字在中国表示各种宗教的崇拜对象，而在《圣经》中GOD既表达主，也表示假神，只是大、小写之别而已。“神”符合《圣经》原则，主张用“神”的译名。

我们必须明白中国古代”上帝“只是古人认为的创造与主宰，但和人类的关系并没有达到希伯来圣经中称为“主”或新约中“阿爸父”那样亲切的关系。没有主的启示人无法认识主，不可能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有的只能是根据大自然经验的总结，加上自己的思考，得出宇宙造物主的概念（见罗马书1章20节）。中国古人的上帝观属于这种情况。

德国无神论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神是人类的创造，人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这话如果用在其他宗教是合理的，但用在基督信仰上则是错误的。因为基督信仰的真理在于主的直接启示，《出埃及记》主直接向摩西宣告：“我是自有永有的。”（3：14）完全将祂本性揭示给世人，即我是创始成终的主。这一概念不仅在当时世界绝无仅有，即便900年后轴心时代，老子提出的”道“，古希腊巴门尼德的“一”、柏拉图的“绝对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等等也仅是模糊的概念。甚至被认为最接近天启的古印度的《薄伽梵歌》只是说“我是灵性和物质世界的根源。一切皆由我流生。完全认识这一点的智者，为我作奉献服务，全心全意地崇拜我。”也没有自有永有的宣告。更何况，主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一步将自己显明。因此，人只能靠主的自我启示才能认识祂，哲学家通过经验总结、思考、推论的学说虽然有很大价值，但只能作为通向永恒真理的媒介，而不是真理本身。这一观念下，中国古人虽然知道至高者的存在，但并没有真正地、完全地认识主。

（注：本文作者为福建一教会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