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宗教脱敏 任重而道远
编者按：
自2005年起，中国人民大学魏德东博士在《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开设个人专栏；10年后，民族出版社将其结集出版。4月21日，民族出版社、中国民族报、凤凰网与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宗教的公共表达”学术座谈会暨《魏德东的宗教评论》新书发布会。
宗教具有存在的长期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宗教是一种群众性社会现象。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宗教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当前，我国有天主教信徒570多万，基督教信徒2300多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约2200万，佛、道教的信徒难以统计，但数量庞大。一种正常的社会存在，庞大的信仰群体，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社会理应正视它，不再让它敏感。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魏德东博士以及《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持续为宗教正名，为宗教脱敏，拓宽社会获取正确宗教知识的渠道，传播宗教的正能量，对于促进宗教与社会和谐相处，促进各宗教和谐相处，促进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和谐相处，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宗教知识的普及任务远没有完成，任重而道远。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魏德东专栏以及《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平台，要发挥好它的作用。
李翼：中国“宗教-社会现代性”的梳理、反思、批判与超越
过去百余年，滥觞于17-18世纪启蒙运动时代西欧的现代性潮流席卷中国。古代中国旧有的传统与理想，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与宗教，都不得不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而被重新考量。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来之关键时刻，传统中国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宗教，也不得不被挟裹进现代性的狂潮而接受时代命运的考验。中国宗教多样而古老的传统，或湮灭，或被遗忘，但也有复苏，乃至新生。魏德东博士的新书《宗教的文化自觉·魏德东的宗教评论3》，就是对中国“宗教与社会现代性”这一重要文化问题的梳理、反思、批判以及展望与超越。
现代性的挑战：古老中国宗教传统的适应与新生
《宗教的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作者立足于宗教社会学田野调查得来的扎实资料，考量中国传统宗教在面临现代性挑战时的应对之策，以及展现中国宗教蕴含其中而又发之于外的勃勃生命活力。
现代性潮流的众多代表人物，从18世纪对启蒙主义充分乐观的伏尔泰，到19世纪对新时代自信饱满的卡尔·马克思，再到20世纪已经隐约预感到现代性黑暗一面的马克斯·韦伯，无论他们个人对现代性潮流是何具体态度，都主张宗教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已经无力适应新时代的环境，因此注定要消亡于理性与科学。这一思潮流传到中国的社会影响，就是至今仍然有一大部分人将宗教视为迷信，或者至少是等而下之的文化存在，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乏善可陈。
然而，魏德东博士利用亲身考察、收集的第一手资料，雄辩地证伪了上述看法，认为中国传统宗教不但可以对现代的社会环境变迁做出积极回应以保留自身，而且，这些宗教完全可以兼容于现代社会的理性与科学，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与推动现代中国社会的科学、民主，以及全社会的共善与幸福。
书中文章“从放生到救命”、“居士佛教与慈善文化”、“谈谈‘佛教团契’”、“当代佛教的新‘文字社群’”、“夏令营：从东林寺到柏林禅寺”等，集中探讨了中国传统佛教在面临现代化挑战时，如何根据全新的社会形势来完善并发展自身，并积极对中国社会的公共福利、慈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感受传统文化的复苏”一文，再现了以儒学经典为主体的国学文化重现草根社区的生动场景，展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虽九死而不绝，终将浴火重生的感动”。“道教的自觉”一文则聚焦于现代中国社会中道教的适应与发展这一问题，通过对“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道教界日益表现出强化组织性的走向”这一新现象的敏锐觉察和深入分析，来反驳“道教正走向衰亡”这一有关中国本土宗教命运的悲观预言。“触悟民间信仰”一文则通过作者与其研究助手在福建厦门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实地考察经历，描绘了当地中国民间信仰繁荣发展的动人局面。在对福建厦门瑶头村宗教现象进行个案分析时，作者利用了在当代美国宗教社会学界颇有影响的“宗教市场论”，对当地民间信仰的繁荣局面作出了理论上的精彩述评：“瑶头村的民间信仰场所虽然会存在竞争，但却能各得其所，各美其美，印证了宗教社会学‘竞争导致繁荣’的法则”。这些观点不但体现了作者站在“现代性挑战”这一历史高度对当代中国宗教现象进行梳理和反思的宽广视野，而且对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发展也作出了扎实的理论以及实证的双重贡献。
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与超越：中国宗教的贡献
“现代性”肇始于西欧中世纪晚期的文艺复兴时代，但作为一种在日后400年间席卷全球的浩荡潮流，其最早的有意识且精确地自我表达无疑是17-18世纪西欧的启蒙运动。从不列颠的洛克、休谟、牛顿，到法兰西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再到德意志的康德、谢林、黑格尔，启蒙运动的主流守护者们信仰民主与科学，希冀借助理性的阳光驱散蒙昧、无知与野蛮。
但从19世纪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反思启蒙理性的黑暗一面：理性的狂潮登峰造极，走到极端，便很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非理性。人们都被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悲愤诊断所打动：“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而经历了纳粹恐怖的齐格蒙·鲍曼，其“大屠杀并非人类社会现代化、文明化、理性化进程的中断或是逆流，而就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的论断，更是切中要害、振聋发聩。
在这种思想史的背景下，魏德东博士的《宗教的文化自觉》更显弥足珍贵：一方面，作者在中国这块“现代性事业尚未完成”的土地上借助对于宗教问题的探讨而大力彰显启蒙精神，推动中国思想文化与宗教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作者又敏锐意识到“现代性”本身的力有不逮之处，因而从一开始就对现代化进程的局限和不足怀有清醒的认识。至为关键的是，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宗教中的某些资源可以为“现代性”克服自身缺陷而贡献积极的力量。
现代化和科学的进程没有穷尽世界的奥秘，也没有消除人性中无名的恐慌。在“现代化需要宗教”一文中，作者提纲挈领地指出了现代化社会的三个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重视宗教的作用恰好可以对治现代社会的三个弊端：一是“从科学的视角看，科学每发展一步，人们在解决既有疑惑的同时，对于自然奥秘的疑惑也会扩展一步”。因而，“科学的发展不是减少、而是不断增加着人们的疑惑。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家往往保持着较高的宗教信仰比例的原因之一”。二是“从社会的视角看，处于现代系统下的个体，命运的偶然性不仅没有减少，而是大大增加了”。因此，宗教恰好可以帮助人们在深陷现代社会的迷茫和无助的时候，去寻求心灵的慰藉。三是“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网络结构，移民组成了都市，人们是熙熙攘攘中陌生的存在者。这一现代社会结构，特别需要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发达，以增进心灵的交流，化解陌生感，促进社会的有效运作。”
《宗教的文化自觉》一书重新对中国宗教与历史传统进行了解读，并借用传统宗教中依然深具活力的部分（比如古代儒家所重视的“历史”传统和祭祀仪轨），来对抗造成现代社会意义瓦解的虚无主义。在“寺庙被上市，宗教当自强”一文中，作者一针见血，“寺庙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载体，蕴藏着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底蕴，寺庙上市一旦普遍化，在形式上就意味着中国的精神文化是可以通过股价计算并买卖的”。这一思路呼应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里的著名论断，批判了启蒙主义笼罩下的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对“化约性”和“可互换性”的盲信。
然而，作者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并非止步于此，根植于中国的宗教文化背景，作者超越了霍克海默-阿多诺这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间普遍弥漫的“前行无路式”的悲观主义；作者积极挖掘中国传统宗教生活中的诸多建设性因素，以驱散作为启蒙主义之必然结果的虚无主义。在“儒家的历史审判”和“现代化需要宗教精神”两篇文章中，作者创造性地为部分“祛魅”之后已经严重丧失超越性的世俗社会，引入了“儒家的历史评价意识”这一几可被视为“理性世俗社会的新超越性”的新维度，为饱受虚无主义摧残之苦的现代社会，敞开了一片可以为理性存在者的此世追求提供终极意义的意义空间：“历史就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是中华民族道德养成的内在心理基础”。在“建立中国的国家祭祀”等文章中，作者将中国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创造性地续接到了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所揭示的“公民宗教”实践，并满蕴激情地表述道：“民心安，则社会稳，祭祀因此也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环节。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弱宗教国家，中国人神圣性表达的最基本方式就是祖先崇拜，清明节的祭祀是最能体现中国人宗教性、神圣性的时刻。从宗教学的视角看，华夏大地上的一个个坟冢，其实就是中国人的教堂”。无论是“历史”还是“祭祀”，都是中国传统宗教生活中仍然深具活力的要素，也是担当抵抗现代性虚无主义危机的有效武器。作者对这一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体现了当代中国宗教学家在现代化议题上对西方及世界的有价值的回应。
刘海涛
关于宗教的定义，一直是令人困惑的问题，一些说法甚至互相对立。对此，宗教学的奠基人、英籍德国学者麦克斯·缪勒精辟地指出：“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就会有多少宗教的定义，而坚持不同宗教定义的人们间的敌意，几乎不亚于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
究其原因，至少可以写一本皇皇巨著，但其中至少有两点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宗教之古老，二是宗教之庞杂。
关于第一点，自19世纪60年代现代宗教学诞生100多年来，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莫衷一是，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宗教几乎和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古代人类遗址、墓穴、岩画等，都有宗教的痕迹。
关于第二点，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发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据大英百科全书等机构的统计，长期以来，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者的比例一直约占世界总人口的80%。至于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宗教，也是一个谜一样的问题。有人说，仅美国就至少存在几千种，有人说当今世界上至少有几万种新兴宗教，每天都有新的宗教产生，也都有宗教消失，所以精确的数字实在很难统计。
那么，如何描述如此错综复杂的信仰现象？
3卷本的《魏德东的宗教评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微书写”。
从“禅者乔布斯”到“浴池中的宗教元素”，从“干细胞研究的宗教背景”到“宗教与世界和谐”，从“布什的北京礼拜”到“催人泪下的‘桥下教会’”，从“‘2012’：世界末日与普世价值”到“世界杯里的宗教”，从“观摩浸信会牧师选举”到“多元化的国际宗教学研究”，从“千湖之国论（芬兰）宗教”到“南极论道”，作者用俯首可拾、生动活泼的日常事件，揭示了宗教不但隐藏在远古人类蒙昧时代的图腾中，也出现在当代国际风云的漩涡里；它不但洋溢于历代文人学士的著作中，也规范着无数普通百姓的行动。它历尽人世沧桑，曾高居上层建筑的顶端，使无数不可一世的君王和叱咤风云的英雄俯首跪拜；它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从小就耳濡目染，持久而深入地在人们心灵里打上烙印。这或许就是三卷之首《世界宗教万里行》的匠心所在。
作者敏锐地感受到，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宗教也早已被认为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但对于宗教的“过敏”现象仍然是严重的。不仅从小学到大学，孩子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宗教的相关知识，政府工作部门的相关人员，对于宗教事务存在“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现象，即使社会的“先知”——媒体，对于宗教“依然过敏，回避、弱化乃至排斥宗教话题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比如，“有关宗教事务的媒体数量极少”；“主流媒体对于宗教话题，在很多时候都以敏感为由，采取回避的态度。而长期回避的结果，使得采编人员对宗教问题愈发隔膜，拿不准，为了避免惹麻烦，于是更加回避，形成恶性循环。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领导发给主流媒体的稿件，甚至都被质疑：‘这代表政府的观点吗？’而一些大的主流报纸，甚至在内部明确要求，不能在刊发文章中出现‘宗教’二字。以至于一位省级统战部长开玩笑说，我们从事的是新时期的地下工作。这位部长原在其他部门工作，与媒体关系很好，经常上报纸。负责宗教工作后，媒体对他的工作纷纷采取回避态度，令他大为吃惊”。再比如，“在书籍出版方面，对于宗教主题审查过严”。
试想，一个年轻人从出生到学校再到步入社会，如果接受正规的宗教常识教育和信仰教育的机会都非常有限，那么，我们能指望他们具备识别正常的信仰与异端邪说的能力吗？尤其是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仍然有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当他们面临人生中的挫折与低谷的时候，别有用心的宗教极端分子的蛊惑会发生怎样的效力，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魏德东将评论的第二部命名为《为宗教脱敏》的良苦用心。
可是，“脱敏”就足够了吗？其实，这还远不是问题的关键，《宗教的文化自觉》才是作者最终的落脚点。从某种意义上看，评论三部曲的前两部只是铺垫。因为，只有自觉与努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对此，宗教界已经付出了一步一个脚印的诸多努力。比如，“在维护人的尊严的众多资源中，宗教是重要的积极力量。所有的宗教都主张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之上，还有更高的意义和价值。为了这些更高的精神价值，人们可以牺牲眼下的、短暂的世俗利益。而在最高价值面前，世间的一切人，无论肤色、种族、阶级、贫富、性别，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同等的成为上帝子民、成佛或成圣的可能性。这种孕育在教堂、寺庙中的平等意识发散到世间，就构成了社会平等的精神基础，是维护人格尊严的重要力量，值得正面对待。”
但是，无论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看，还是从宗教自身的角度看，宗教脱敏这一目标的实现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任重而道远。
十多年的“微书”、“微写”，是魏德东先生在宗教理论教学、研究工作之外的又一壮举，因为这种直指人心的书写不仅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也需要深切的社会关怀，更需要领先时代的勇气与睿智。
王绍军
他自由穿梭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摩门教、巴哈依教等诸多宗教与文化之间，努力改变着中国人对宗教的无知和视宗教为“鸦片”的集体无意识。他拥有学者的理性与严谨，同时保持着一种非常鲜活的生命热情。尊重所有的宗教与文化，这是他研究宗教的根本态度与方法。他的评论貌似信手拈来，实则深思熟虑。
他便是哲学博士魏德东。
2015年4月，《魏德东的宗教评论》三卷本出版了。该书结集了作者在《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上持续10年的“魏德东专栏”。一位宗教学者在报纸上开辟专栏文章，穿越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仍然熠熠生辉，这种坚持，也许代表的远远不只是一份学术情结。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一位青年宗教文化学者，魏德东以独到的敏锐视角“冷眼看世界”，其领先半步的宗教评论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在4月22日的新书发布会上说：“魏德东的宗教评论不只是理论，更为后来者研究宗教学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论点。魏德东以一个学者的敏锐与坚持，以简洁明快、深入浅出的文风，开辟了宗教评论先河。”
广阔的视野，充实的事例，深刻的思考，直率的评论，诚恳的建议，这是北大教授楼宇烈先生读《魏德东的宗教评论》的直观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为世俗社会提供了一个宗教学入门的范本。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面对死亡，宗教具有最丰富的精神资源。从魏德东的一篇篇短文中，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宗教学者对宗教的真知灼见与深入探索精神。
一个世纪以来，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国民教育，主要是从负面解释宗教的意义与功能。现实生活中，宗教给大众留下的印象却是尤抱琵琶半遮面，神秘而又讳莫如深。
宗教，是关乎人类终极关怀的知识体系与实践，它关乎当下，更关乎灵魂。正像“增长我们的宗教智慧”一文中所写的：“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无宗教性的个人，也没有无宗教的社会。人类从来都是与神、灵共生的存在。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来说，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也许，仅仅归属于一个宗教是不够的，‘万物皆备于我’，我们需要汲取所有的宗教智慧来滋养身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宗教根本上是教育大众的精神文化，而并非排他性的信仰。”
一个人可以不归属于某一宗教，但不可以没有宗教精神。我们强调全社会宗教精神的觉醒，主张从更长远的价值处理当下的利益，诸善奉行，诸恶莫作。这不仅有关个人的人格完善，更是为中国艰难的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成本。这是魏德东“现代化需要宗教精神”一文里阐述的观点。
魏德东在评论集里多次忆及老师方立天先生，新书发布会上他提到方先生时，几近哽咽。当文字成为一种祭奠，一脉相承的是骨子里那种泛古的、充满宗教意味的文人情怀。这种情怀是尊师重教，是饱含着儒、释、道的宗教精神。在他眼里，一个中国人，或许一生都不曾皈依某一宗教，但却周身散发着饱浸宗教文化的灵性与光辉。
没有一个成功的民族不尊重自己的信仰、历史与文化。在“清明，全民族的祭祖活动”一文中，魏德东以清明节为例，探析中国人以扫墓之举缅怀先人、行善积德、光宗耀祖的情怀所体现的道德自觉与庄严的神圣追求。春节、清明、端午与中秋四大传统公共假日的设立，是百余年来中国文化自觉自悟的重要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民族情怀是世界的，更是宗教信仰精神的外化。
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从“五四”运动以来，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宗教文化被视为落后、迷信的社会元素。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实践证明，宗教是不能被替代的，宗教自有其独立的社会存在价值。宗教不仅关乎个人的终极信仰，更是维系人类文明的基础。
这是一部接地气的宗教文化读本。循着作者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触摸到他对宗教界的挚爱与关切。从“备案制：化解宗教灰市的一条思路”到“门票制度反思”，再到“尽快启动宗教立法”，他的每一份建言都有翔实的认真缜密调查与独立的理性论证思考，站在公正、公益的立场，体现出学者的学术担当与人文关怀。
十年辛苦，万里跋涉，这部文集的形成，实属来之不易。然而，魏德东并没有感觉辛苦疲惫，反而数十年如一日地热情投入，也许这正是作为一个学者的信仰追求所在。
于是，我们又回到这样一个命题故事。
问：“学习宗教20余年，您个人信不信宗教？”
魏德东：“我们学习、汲取所有宗教的智慧，但不曾归属于某一宗教”。
“在南极的游轮上，一位土豪听说我的专业是哲学与宗教后，非常不屑地说：什么哲学、宗教，没有钱，一切都是假的。而当走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看着高大的天主教堂，听我讲耶稣的故事后，他一步不落地跟着我，说要学点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