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宸的神学思想，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神学论理，至今仍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这个争辩缘起于香港学者邢福增所著之《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一书。书中邢氏就赵紫宸神学思想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赵氏的神学并非仅仅是一种相关性的神学，因为相关性只是管窥赵氏神学思想的其中一个渠道。除了相关性之外，赵紫宸的神学思想还明显存在着另一个层面，即独特性的层面。邢福增认为吴利明、古爱华以及林荣洪等学者都忽略了该层面的影响，这是他们思想中的一个明显缺失。如此，邢福增的观点便与先前研究赵紫宸神学思想的众学者们有了明显的出入，因为邢氏虽然亦承认相关性的存在，然而其所要真正凸显的却只是赵氏神学思想中的独特性层面。邢福增全书虽系以多篇论文的形式集结而成，却紧密地贯穿着同一条主线，烘托出同一个主题——随着时间的进展，赵紫宸的关注点则愈益从相关的环境转移至基督教本身。
假如赵紫宸的神学思想并非只是与时俱进的产物，那么他对基督教本身的关注，是否表明了他的神学具有某种程度的本体意义呢？对此北大的唐晓峰却有不同的看法。虽然唐晓峰并没有明确表示，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隶属何种理论形态，却认为他的神学明显是围绕着社会功能而构筑起来的。因为赵氏的神学明显是一种具有伦理化特征的思想产物，而强调伦理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所在。为了进一步阐明这种具有伦理化特征的神学体系的实质性含义，唐氏将赵氏这种思想追溯至中国社会的“神道设教”之历史渊源。唐氏认为中国人的宗教观是十分功利主义的，就如“神道设教”的历史渊源所指明的那样，中国人对宗教的兴趣并不在它的本体意义，乃是在它的功能价值。因此基督教若要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就必须凸显它的功能价值，并须对其本体的探讨加以限制。因此，假若赵紫宸的神学是一种针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相关神学，那么它的形态也就无论如何，逃不出“神道设教”的巨大惯性了。这样，对赵紫宸神学的研究便有了两种不同的结论，其一是邢福增的理论：既然赵紫宸所关注的是基督教自身的意义，那么他的神学便不可能是一种功能性的思想体系；其次是唐晓峰的观点：既然赵氏的思想是围绕着中国社会的功能而构筑的，那么其本体便失去了真实的意义。这样，有关赵紫宸神学的讨论便只是集结到了一个焦点，即他的思想是否存在真实的本体？
另外，邢福增与唐晓峰在赵紫宸研究中的不同进路也反映出他们两位学者对基督教研究的不同旨趣之所在，一位旨在关注基督教信仰的本体意义，并且这种关注也反映出西方文化“求真”之思想特质；另一位旨在关注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社会性功用，而其关注亦反映出中国文化重“求善”之思想特质。赵紫宸作为受到过西方神学思想熏陶的中国神学家，他的神学思想是否兼有“求真”与“求善”这两个面向呢？那个塑造其中国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西方神学（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正统主义）与西方哲学，亦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期盼藉着相关研究，我们能找到明确的答案。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