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把帆布椅——莫言夫妇千里迢迢自山东带到北京

有些礼物总有个“说头儿”，这三个字北京话意思就是“它的故事”。

我家有一把帆布椅，是老朋友莫言夫妇多年前送的；别人看它也许歪头歪脑，粗粗拉拉，我看它却是如此接地气也具土气，就像莫言夫妇总向我解释“自己是不会开车的乡下人。”我看他们自然慧黠，绝不华美，总想象我家帆布椅木腿里可能夹着蟋蟀，因为他们就是如此不虚伪不做作。就像经文：“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太5:37）

我们认识逾廿年，两家友谊莫逆于心。那年荷花盛开的季节，大作家告诉我：“我们不会开车，总是搭动车回山东老家，回北京时看到这把帆布椅子帆布够厚，手工够老，芹兰嘱顺便带回北京吧，惠芳不是常在什刹海或南锣鼓巷写生？”更难忘叮咛：“别忘了带帆布椅去画荷花，画完到我家吃水饺，走来不过几分钟。”

帆布椅，这么土尘蓬蓬的礼物，如今仍无划痕或硬伤；我家搬过几次家，换过几件家具，虽然它又窄又矮一幅土样子，但从来没有想到处理掉它，而且一直放在客厅茶几旁重要位置，就像我们看重他们的友谊。也像经文提示“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箴18:24）

我爱画画，近年写生总不忘带上帆布椅，收放自如。记忆里，他们送椅子时还送我两个老莲蓬，记得是从他家靠墙瓶插中拿出。结实的夫妻俩虽客套也腼腆，既威严也博大，就像自家大哥大嫂:

“写生完来我家喝茶！”
“鲁迅故居、恭亲王府也才几百米，老胡同画成你家独有的蜡画呀！”
“你们家还有蜡画，别忘申请非遗呀！”

那年，后海已盛开荷花，因为北京的城墙、大杂院与胡同随时可遇怀旧的生活，莫言家离荷花市场几百公尺，在北京厂桥小学西侧护仓胡同内，离南锣鼓巷不到一公里。他们蜗居在没有时尚的胡同老楼，廿年来我去过他那三代同堂的家四次，也吃过他家水饺和大饼蘸酱。

我没有进过美术课堂，虽爱画画但没自信；多年最爱画荷花与胡同两主题，老友总鼓励“映日荷花别样红”，曾经当场打油诗，妙趣横生：“亭亭玉立出污泥，芬芳暗射人称奇，台湾荷花大陆开，鸳鸯戏水莲并蒂。”

多年来，我羡慕他们住在离故宫不到两公里的地安门西大街，那里胡同院落比比皆是，虽狭窄却不乏生机，更承载北京沉甸甸市井历史。所以爱画古老的胡同老街小巷，常带他们送的帆布椅出门写生，走一会，画一会，想起莫言曾语重心长：“如今是创作而非写作的市场，写作我才开心，因为自由！只有一次印象不同，就是答应替人写剧本，那次经验太不一样了。”原来温驯却也执拗的农民总想潜归故里：“我早就想回山东，但老婆女儿不让。”难怪他也说：“电视剧本与长篇小说的创作不是一回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关系；长篇小说好像一棵大树，而电视剧本则像一套家具。用大树做成家具比较容易，但要把一套家具复原成一棵大树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听罢，地阔天宽，讲得好！真的讲得好！

后来他们接受我的荷花，我总体会是朋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

想想城市人流喧闹，来去匆匆，视而不见，全球消费化的变化，五行八作，无所不有；想，家里这把帆布椅，因为送我的朋友心真，我坐在椅上心乐，获得最多的却是心籁，一种心情，一种状态。

带帆布椅写生，行间笔墨来去匆匆。记得好友总夸我的荷花少提胡同，当我形容看胡同就像看民国时的长袍与马褂时，原来他：“没有住过胡同或大杂院，那样说法不知胡同居民的苦处，妳想想大冷天撒个尿都要出门，可能还要排队；煤气供暖甚至让许多人不明不白中毒死亡？我相信怀念胡同大杂院的人都已搬到大楼了，若让他们搬回去住？肯定不愿意的。”所思所想，真实不做假。

廿年来，我看他们总是勤劳而朴素，在外偶尔玩世不恭，让人联想他在《天马行空》曾经：“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

如今我总戴老花镜才能画画，常看我家老帆布椅，少有斑驳痕迹，少有漫漶不清，椅子仍硬挺有力，倒是两个老莲蓬风化得相当厉害，莲子的外壳也已变黑色，动笔画画，绿荷无语，红莲如醉。

时间流动，风景不殊，我爱我家帆布椅，更爱我们的友谊。北京老城的影像日渐模糊，不论画什么，有老友的地方就是景色漂亮的地方；温故并知新，相信带有另类艺术邪劲儿的蜡画永远不会缺乏知音，只是偶尔寥落一点。相形之下，城市真是非常寂莫的地方，小小空间囚禁着每个人。

溽暑又近，荷花盛开，我去后海动机却不强，除了疫情，主要还是因为前阵子他们告诉我：“搬家了！”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北京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