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将会对国际社会有更大担当

一国宗教的强弱不仅要看相对数值，更要看绝对数值。在国际舞台上，尤其在国际慈善、世界和平以及跨国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等领域中真正有能力把宗教抱负付诸实施的，还是大国宗教和以大国宗教为依托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近年来我国宗教尤其是佛教、道教的对外交流，不仅是我国对外宗教交流能力大幅提升的写照，也是展现大国宗教国际竞争力优势的范例。随着我国宗教法治化和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宗教软硬件水准以及宗教的社会认知度和受尊重度的不断提高,作为大国宗教的中国宗教将会对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宗教和宗教团体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因笔者的研究领域涉及中美两国，总想对两国的宗教作一番比较研究。但两国的宗教国情大相径庭，宗教表现形态千差万别，实难找到共同之处。如简单粗暴地加以比较的话，两国宗教似乎也确实存在某些可比性，其中之一就是“大国宗教”。当然,尽管美国宗教和中国宗教同属大国宗教，但两者之间的差距，要远远大于同属大国经济的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差距。

就一般而言，在软硬条件上大国宗教均得天独厚。一个国家的宗教海外辐射力和竞争力主要由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构成。硬件包括圣地圣物、宗教人口、传教和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神学院校、宗教传媒等，软件则包括政教关系、宗教政策和实践、宗教和神学思想、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以及宗教的社会受尊重度等。作为超级大国，尽管美国在宗教上派系众多、各自为政，但仍凭借着其包括各种教会组织、宗教领袖、宗教慈善事业、宗教传媒、神学院校、传教组织和宗教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庞大的“宗教基础设施”和“宗教出口业”而成为目前世界上在宗教领域最具扩张性和对外投射力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为我国宗教硬件建设的升级换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我国全方面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际人文交流的拓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为我国宗教团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供了基础设施和交流平台。“缠头赤足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宾”，宋元时期因“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而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并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的古泉州港（刺桐港）的历史，就生动讲述了国际商贸往来促进中外宗教融通的古代故事。目前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群体。与我国其他宗教团体相比，佛教、道教拥有最大的国际宗教交流的资源和能力。我国佛教、道教的对外交流，不仅是我国近年来对外宗教交流能力大幅提升的写照，也是展现大国宗教国际竞争力优势的范例。

当然，目前我国各大宗教团体对外交流呈不平衡态势，在教与教、软件和硬件、输出与输入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即使是那些被认为在世界范围话语权较弱的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其信徒人数、宗教场所、教会人才的绝对数值仍十分可观，并且因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持续不断的宗教中国化进程而以独特的身份和贡献立足于世界宗教之林。由于各种原因,宗教在国内是“数字泡沫”较少的领域之一，因此我国宗教的对外影响力还有被低估的可能性。当然与其他领域相比，我国宗教的基础设施、神学思想、体制建设、研究水准和话语权不仅与国际水准有较大差距，也与我国不断增长的文化事业和总体国力不相匹配。因此，作为大国宗教，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仍有不少在短时间内难以补齐的短板，其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倡导我国谦和宽容和多元融通的宗教传统，传播中国宗教圆融中道的智慧

大凡宗教都有遁世与入世、救心与救世、内圣与外王、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等取向和旨趣。宗教无论大小，也都有安民济世的普世情怀。然而在国际舞台上，尤其在国际慈善、世界和平以及跨国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等领域，真正有能力把宗教抱负付诸实施的，还是大国宗教和以大国宗教为依托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大国的对外关系领域，宗教还扮演着重要程度不等的角色。在美国历史上和现实中，宗教与美国的对外关系和战争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和宗教组织曾是美国在草根层面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世界人民心目中“美国大众形象的塑造者”。不过，美国在对外输出宗教模式和理念的同时，也向世界输出了“美式民主”，助推了美国霸权，使美国海外传教事业成了帝国主义的“道德伴侣”和“随军牧师”。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美国就先后进行了5次宗教在其中发挥重要动员作用和合法化功能的大型战争，即“美西战争”“一战”“二战”“冷战”和“反恐战争”，这些战争被专门研究宗教与美国外交的学者称为“美式圣战”。尽管在美国历史上，挺战宗教势力即所谓“灵魂之剑”与反战宗教势力即所谓“信仰之盾”时有交锋和对峙，但“灵魂之剑”几乎无一例外地胜出，给美国对外战争均留下了清晰可见的宗教烙印。

不过，美国对外关系虽有庞大宗教势力的背书以及无数智库的进言献策，并且不时以貌似权威的姿态和道义的立场在所谓宗教自由问题上对他国指手画脚、横加指责，但其处理国际宗教事务的能力却往往大失水准。无论是在冷战时期的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还是在反恐时期的两伊战争和“阿拉伯之春”中，美国政府在涉及宗教的问题上均有重大判断失误，且应对乏术，结果这些战争和运动尤其是当前中东政治乱局不仅可能或已经成为大国政治的噩梦，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可被称为“大国宗教的悲剧”，前车之鉴不可不察。美国的宗教团体在国际事务上如此耳聪目明、神通广大，美国的宗教研究处于如此睥睨天下的领先地位，却未能有效提高政府在对外宗教事务上的执政能力，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上，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不可能借鉴宗教大规模干预对外事务并以传教形式在海外广泛和长期布局的美国做法，也不可能以输出本国政教关系和宗教实践模式为目的。除宗教在国际上扶贫救弱、和平发展、文化传承、环境保护、民间交流等领域的一般功能外，宗教在我国对外关系上的作用，或者说宗教与我国全方位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目前还是以襄助我国提高驾驭世界性宗教事务和妥善处理涉及宗教的国际性问题的能力；倡导我国谦和宽容和多元融通的宗教传统，传播中国宗教圆融中道的智慧，反对宗教上的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抵制各种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增进宗教界、学界以及相关各界国际宗教沟通和对话能力，提高国内社会对国际宗教事务的认知度等为要旨。沟通和交流是宗教的天然属性。由于宗教作为我国民间交流载体的特殊性，我们既不必将国家外事功能过多地赋予我国宗教，也无须对我国宗教团体的对外交流活动作泛公共外交的解读。随着我国宗教法治化和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宗教软硬件水准以及宗教的社会认知度和受尊重度的不断提高,作为大国宗教的中国宗教将会对国际社会有更大担当和更多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