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版“辛德勒”传奇【连载二】鼓岭塔亭医院与红十字旗帜下的白衣战士
——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编者按：音乐剧《啊！鼓岭》今年六月份上演，将习近平访美时提及的“鼓岭故事”深刻再现，令人感动。不过，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的是，70多年福州沦陷时期，烽火岁月里发生在鼓岭塔亭医院抗战事迹，更是一段福州版“辛德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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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沦陷期间，塔亭医院及其附属护校总共有工作人员几十人，除了院长黄约翰兼任外科医生外，只有陈颂磐、陈宗磐、陈为信三个中国医生。
陈颂磐(1899 -1955年) ，192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系，医学博士，全科医生。在黄约翰回国后，陈颂磐于1944年担任塔亭医院代院长，1947年被任命为院长；1951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福州分会副会长，1955年1月因工作压力太大而病逝在工作岗上。陈宗磐(1908 -1969年) ，陈颂磐弟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系，医学博士，曾赴英国学习，外科医生。1949年因国内局事，陈宗磐回国乘坐的英国轮船在靠近马尾港时却调头返航，陈宗磐毅然走下英轮坐上塔亭医院派陈为信来接应的小船回国。陈宗磐女儿陈美爱回忆说，父亲拒绝国外高薪聘请而从英国回来，曾用在伦敦街头的募款买了一台外科手术台，带回国捐给了医院。陈宗磐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文革” 中惨遭迫害而死。
陈为信(1896-1984年) ，东灜小学日语学习毕业后，在福州日商三井株式会社工作，业余在真学书院、青年会书院学习英语；而后毕业于福州TakDing医科学校，进修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得民国政府内政部颁发的医师执照，解放后获得卫生部颁发的医师证书。1923年陈为信在塔亭医院任麻醉师之余，负责医院行政管理工作和院属护士学校、医校的教学工作。当时在医院工作的还有总护士长张美恩；英国人俞和平、宝快乐、留师姑等人 留下沒走，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外籍医务人员全部撤离回国。当时陈颂磐对医院进行了攺革，精简机构，设立总务长、总护士长两职务，驻院医生24小时值守，以适应战时需要；医院还要承担红十字会交办的工作。当年护士林敏庄回忆说，那时陈颂磐每天都提早一小时到院，先忙肺鼠疫病人的事，然后全身消毒后去儿科门诊，去巡视病房，接着再去外科门诊。当时有人劝陈宗磐到乡下避一避，但陈宗磐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离开岗位？医生们加班加点，每天至少花16小时给病人看病。当年护士王玉珍回忆说，医生们教导她们要有爱心、虚心、耐心等“十心” 。她们常看到医生们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在看病。当时“大陈”、“ 二陈”兄弟俩，一主内科，一主外科，配合密切，是医院的骨干力量。为挂“二陈” 门诊号，许多人半夜凌晨在医院门口排队候领竹片做的号牌，工友忙着在挂号处维持秩序。
福州沦陷期间，塔亭医院物资极为紧缺，陈宗磐、陈为信担任医院医药器材的采购工作，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来釆购。当时没有足够的金属器械，陈医生们就拿来家里晒衣服用的竹夹子，消毒后来代用。陈宗磐还常在家里配制如同雪花膏一样的药膏供医院使用，叫侄儿在一旁帮忙，还把损坏的血压计等带回家修理。在沦陷期间，没有做手术用的缝合线，陈颂磐就让自已的孩子陈天如和陈为信的儿子陈兆奋、塔亭医院护士学校校长陈兆勤(麻醉师)的儿子陈茂祥到医院门口的老樟树上抓那肥肥的绿毛虫，挤压虫子的肚子，弄出虫肠，然后放在白醋中浸泡晒干，虫肠就变得直而韧，用以代替急缺的羊肠线，用于缝合肌肉层。醋的浓度、浸泡时间、拉伸长度等都需要试验，陈颂磐检验合格后才能使用。这些年幼的孩子今日回忆说，父亲收走我们的虫子肠线后，还叫我们继续玩这种抓虫的“游戏”，我们不知不觉成了战争中医疗物品的生产者。黄约翰带领塔亭医院的医生们成立了一支红十字会急救队，由他与陈为信负责，成员包括陈颂磐、陈宗磐等人，组成了一支超强的“手术攻坚组”：黄约翰、陈宗磐主刀、陈颂磐协助、陈为信麻醉。
1941年4月龙潭角码头被炸，塔亭医院需要抢救护理百来人。危急时刻，急救曾连续36多小时站在手术台边，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们未敢合上一眼；饿了，护士把鸡蛋喂到嘴里，罩上口罩继续工作；要小便，护士拿着便盆就在手术台旁解决，医生们成了昼夜连轴转的“永动机” 。陈颂磐儿子陈天如回忆说，当时医院外科分为外割症房(一般的外科手术) 和内割症房(复杂的腹腔大手术) 。他亲眼看见五叔陈宗磐在(外割) 开刀间 (手术室) 为一位被日机炸断小腿的伤员锯除残腿的整个过程；在 (内割) 开刀间为一位被子弹打穿肚肠的义序乡民作开腹修补肠道手术的情形，还见到伤愈后的乡民及其家属跪在五叔陈宗磐面前道谢。陈宗磐女儿陈美爱回忆说，由于当时工作压力太大，日夜神经绷紧，让父辈们因此落下病痛。后来陈颂磐因高血压引起头痛，常服安眠葯，但半夜里又要起床猛喝头痛粉（去痛药）、咖啡或浓茶去应对急诊；平时上班也常避开病人这样服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