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上海基督教界：教堂收容难民 爱国基督徒发表抗日宣言

提起抗战，“一·二八”是上海人民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战争爆发后，各界人士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于抗战的关切，基督徒也不例外，他们积极发表告基督徒宣言、设立难民收容所，成为艰难时期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救护难民

据《上海市地方志》记载，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闸北等地战区难胞纷纷逃入租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立即将四川路会所和刚建成的八仙桥会所同时开放收容难民，并商借在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房屋另设一难民收容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和许多会友积极参加难民服务工作。青年会还组织战地救护队到战区救护尚未逃出的难胞，并协助学生组织国难急救会，设学生救济会，筹款补助学费，使受战争影响的学生不至于中途失学。

段琦教授所著《奋进的历程》中还写道，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教会组织了“基督教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呼吁全市教堂腾出空屋，共设立了10个难民收容所，帮助那些在虹口和闸北两区被日帝炸毁房屋的难民渡过难关。

发表宣言

上海市地方志还记载，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12月20日，上海基督教人士以及青年会、女青年会董事及干事刘湛恩、刘王立明、梁小初、颜福庆、李登辉、吴耀宗、杨素兰、刘良模、陈维姜、邓裕志、沈体兰、江文汉、陈铁生、应书贵、丁佐成、徐松石、陆干臣等28人联名发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对时局宣言》，指出“我们爱和平，但我们更爱公道；我们不想作无谓的牺牲，但我们也不惜为真理与正义而流血，我们决定尽我们的力量，去作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表达了对救亡运动的呼应和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支持。民国25年1月上海青年会请李公朴演讲。同年6月冯玉祥将军到青年会演讲，他大声疾呼：“亲爱的姊妹兄弟们，飞机大炮虽然厉害，但只要我们勇于牺牲，团结一致，定得最后的胜利。”

支援前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同时也激起了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及其上层知识妇女的爱国热情与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后，在何香凝主持的爱国妇女会领导下，上海女青年会联合有关团体举办难民收容所，组织救护队，为前线健儿缝制丝棉背心数千件，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民国22年为慰劳华北抗日军队，女青年会组织华光团团员，缝制棉背心1400余件支援前线。

《奋进的历程》中还记载，1939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动捐寒衣及捐款活动，由宋庆龄所发起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转交八路军和新四军。入冬后，各地女信徒还踊跃缝制棉背心和鞋袜，送往前线。

帮助学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完全占领“租界”，所有学生组织、团体活动都被迫停止。在此阶段，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于1936年成立了青年国语礼拜，在每周日下午举行，它的唱诗班团结了一批爱好音乐的青年，其中有些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唱诗班和团契为青年们提供了活动条件。1943年5月初，学生礼拜堂成立，许多当时参加过学生礼拜堂的朋友，至今仍带着深挚的感情缅怀在当时敌伪残酷统治的艰难岁月中，学生礼拜堂的团契生活给予自己的鼓励和帮助。

团结力量

宗教具有国际性，上海宗教界人士也利用这一特点，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1937年8月，陈文渊、江长川等20人联名用英文发表《为中日战争告普世基督徒书》，呼吁国际友人支持中国抗战。1938年圣诞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动学生写了1500多封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制裁日寇侵略维护和平。趁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召开之际，他们将照片汇编成2000本图册，分送各国代表。这些举措引起国际基督教界对我国抗战的同情，美国成立了援助远东学生捐款委员会，至1938年募集2万美元汇至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