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基督教堂建筑文化在中国的适应性转变——以20世纪初湖南长沙为例
湖南长沙现今有很多保存完好的近代基督教堂建筑，著名的有基督教会城北堂、潮宗街基督教堂、北正街基督教堂、西长街教堂等。由于地处内陆地区，近代基督教在长沙的传播主要是在20世纪初，因此这些基督教堂也大多建于1900年至1925年期间。
考诸历史，当时中国正是民族思潮高涨之时，这对当时长沙基督教堂建筑文化有很大影响。长沙现存近代基督教堂在建筑形式上大多“化繁为简”，淡化了西方教堂建筑色彩，融合了很多湖湘地区地域性的建筑文化元素。近代长沙基督教堂的建筑风格总体上比较灵活和平民化，对于主立面和平面布局都没有特定设计要求，形成了与当时其他地区基督教堂建筑不同的特色，体现了这一时期基督教堂建筑文化在中国的适应性转变。
一
基督教堂建筑的外观形态主要是通过建筑的主立面墙体组织与屋顶结构来体现。近代长沙的基督教堂多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形态，通常运用中国传统建筑的横向三段式构图，采用翘檐大屋顶，使整个建筑样式定位于中国传统风格，同时融入地方建筑元素，体现出湖湘的地域风格。
例如，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重建于1917年的基督教会城北堂，占地面积467.68平方米，是湖南省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一座近代基督教堂。整座教堂融中西建筑文化于一体：主立面造型采用麻石基座、红砖墙身、筒瓦屋顶构成传统三段式构图；在屋顶结构上，前厅采用庑殿顶、后厅采用歇山顶；屋顶面的构造都是檐角起翘，上布筒瓦，檐下有砖雕，采用类似中国传统彩画的图样，极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基督教会城北堂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构思独特，是长沙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融合的代表。
始建于1925年的潮宗街基督教堂，为三层砖木结构，正立面采用类似于中国牌坊的造型，两坡屋顶，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建筑色彩，体现了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基督教西长街教堂，为三层砖木结构，也是类似于中国牌坊的建筑造型，两坡屋顶，覆盖筒子瓦，屋顶檐口出挑比较浅；屋顶和墙体几乎是直接搭接，则是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平面布局也是显示建筑空间的重要方式。除了独栋教堂，长沙近代基督教堂大多打破原来固定平面布局模式，因地制宜，采用中国传统的院落式组群形式，更加灵活地处理不同建筑之间的关系，偏向于实用性。上述的教堂建筑都是如此，而潮宗街基督教堂由于面积较小，只留有比较小的中庭，灵活地将建筑向上发展，使布局更加紧凑。
二
近代长沙基督教堂在建筑装饰上，体现了与当地传统建筑文化结合的特色，在教堂外部和内部的细部处理中，都揉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元素。
主立面是教堂外部装饰的重要区域。近代长沙基督教堂的主立面墙体一改繁琐的装饰风格，通常使用当地传统的砖构清水外墙，颜色和结构相对比较简洁。例如，潮宗街基督教堂采用青砖构成的清水外墙，基督教西长街教堂采用清水红砖外墙。此外，近代长沙基督教堂还大量采用中式花窗、木本色门窗、中式的匾额楹联、传统纹样的雕饰等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手法。例如，基督教会城北堂的主立面墙体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槅扇；潮宗街基督教堂的主立面采用匾额、楹联作为装饰；而西长街教堂的外墙面则采用镶嵌麻石碑的形式作为装饰。
教堂的内部装饰也是如此，在装饰细部处理中揉入了很多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例如，潮宗街基督教堂内就有很多匾额，充满中国传统建筑的韵味。
此外，近代长沙基督教堂通常就地取材，采用当地传统的砖木石瓦等建筑材料，很少使用豪华的装饰材料，建筑屋面铺盖长沙本地的小青瓦；采用当地的建筑技术，结构形式大多是比较简单经济的砖木混合结构，尽管也大量使用拱券，但是拱券形式和拱券技术都比较简单，并不是作为重要的建筑形式……这些都体现了与地域传统建筑文化融合的特点。
三
近代长沙地区的基督教堂很少完全按照西方教堂的形制来建造，即使是有些仿哥特式的教堂建筑，也做了很多调整，以适应当地的建筑环境。
例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建于1911年的北正街基督教堂，采用仿哥特式建筑形式，其主立面带有哥特式教堂的特征——竖向三段式构图，采用各式玫瑰花窗、尖券，有比较大的立面坡度等。但是，教堂在外部形态上做了很多调整，带有中国化的特色，与西方建筑差异较大：主立面的竖向三段式的分割不明显，立面为红砖清水墙，构图比较简洁；没有教堂建筑常见的壁龛和复杂的雕刻；采用四页菱花式的格窗页、红色平瓦的斜坡顶；教堂主立面采用书写的匾额；使用长沙独特的麻石砌筑，因此曾被称为“麻石教堂”（基础用磨石子抹面，大块勾线），体现长沙本地的建筑特色；此外，整个教堂建筑的体量比较小，高度适宜而不夸张，与西方哥特式建筑有很大的区别，显然是为了避免建筑文化的差异性，更加适应当地的建筑风格。
四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地域条件下，长沙近代基督教堂建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一方面，为了适应当地民众的审美意识，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运用到教堂建筑中，另一面，为了适应本地的施工条件和技术，在教堂的建造过程中不自觉地运用当地传统的建筑形式和工艺，往往体量上也不及西方教堂那样恢宏，细部装饰也没有西方教堂那般考究，体现了当时基督教堂建筑文化在中国的适应性转变。
长沙近代基督教堂建筑出现了多样化融合的建筑样态，结合当地建筑手法，创造出适应性的建筑类型。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而这一探索不但丰富了长沙地域性建筑的风格与造型，同时也为今天基督教堂建筑中国化的设计思路提供了有益借鉴，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沙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