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位平信徒的视角看“三自”

三自的问题，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笔者自己就是三自教会的信徒，委身于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教会，而且，我们教会与一些家庭教会也有很密切的来往。

今天想简单谈谈，三自家庭真的水火不相容吗？

首先，我表明立场，第一，我不从政治角度谈；第二，我以一个平信徒视角看此问题。

基要真理

三自教会常常因神学教义被家庭教会诟病，但三自教会的神学真有那么不堪入目吗？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是：

1、我们相信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关于救恩的全备、无误和唯一的启示。

2、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相信基督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相信基督耶稣的受死与复活，为人类唯一的救赎之道。相信圣灵是由父和子所差遣之施恩者，曾借众先知与使徒说话，如今祂仍然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使罪人重生，并同时相信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最高裁决者，引导我们的人生以荣耀、事奉上帝为乐。

3、我们遵从大公教会的四大信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他那修信经、迦克墩信经，相信它们是圣经真理的基本表达。

4、我们领受改教运动的传承，持守“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神的荣耀”的真道；并采纳《威斯敏斯特信条》（1646年）是改教时期对圣经真理平衡完整的阐述。

5、我们持守耶稣基督为教会唯一的元首，坚持政教分立的原则。

那么，单从信仰告白来看，是基督论有问题？还是教会论有问题，还是上帝论、人论（包括罪论、天使论和魔鬼论）、圣灵论、救恩论、圣经论 、末世论有问题？我想应该看不出来对吗？那为什么一些基督徒同道视三自教会为仇敌？以异端的眼光看三自教会？这实在有些矫枉过正了。

和睦、相爱

在绝对的事上持守，在相对的事上宽容，在一切事上相爱。——奥古斯丁

不少时候我们把不怎么重要的事看的特别重要，把相对的事给绝对化，以致于不少人排斥异己，不能来彰显真正的合一。我不排除有些人有夹带私货的可能，在此我盼望他们能够悔改，但更多的人可能是无意识下盲目仇视，我不能理解为何会如此。我们都同有一位救主，一位天父，都有这样的认信，为什么却不认兄弟情谊呢？在这里我只想说一句：如果你和耶稣没有关系，无论你在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你都与得救没有关系! 一个框架，一个不同的组织形态，与你和耶稣的生命连接无关，耶稣不等于神学框架，不等于组织形态，也不等于所谓的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他在一群爱祂的人中间，在信祂的人心里！耶稣说，若有人爱主，这人是耶稣所知道的。耶稣才是教会的元首，三自教会就是以政府为头了吗? 教会不是政府的，教会不是三自的，教会也不是家庭的，教会永远属于耶稣的。确切的说不存在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只有基督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

三自的历史由来

赖德烈在其《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中指出：“新教传教士们的动机不仅是要传输给华人有关福音的正确知识以及尽可能多地将他们引入基督生活经验中去，而且还要帮助建立一个能够自养自传（a self-supporting，self-propagating Chinese Church）、如西方兄弟教会那样独立活跃的华人教会。”[1]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的刑福增教授在其《文化适应与中国基督徒（1860-1911）》一书中说：“中国基督徒必须在中国教会扮演更大角色，这除了是客观情势的要求外，更是大多来华传教士一个共识，并具体地表现在他们对建立‘本地教会’的言论上。”[2]

吴梓明教授说：“三自的原则——‘自治’、‘自养’、‘自传’——通常是和两位差会秘书连结在一起。他们就是韦恩（Henry Venn，1796-1873）和安德生（Rufus Anderson，1796-1880）。对他们两位来说，传教工作的最伟大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传教地区的本地教会。‘本地教会应该是自然属于这个国家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可以自治、自养和自传’”。[3]

而韦恩和安德生在传教事工中的角色只是“差会管治者”[4]，并非真正在前线的传教士。若要真正落实他们所提倡的“三自”，就必须有传教地区的传教士与当地信徒去实践。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最早将自养提上正式议题的，胡卫清教授认为是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因为在该次会议中“专门讨论过本地的教会自养问题”。[5]在是次大会中，福州美以美会传教士保灵在会上提交论文《论土著教会自养》。中国基督教会史学者姚民姚与罗伟虹说：“传教士承认中国教会依靠外国差会的资助进行传教，得不到人民的认同，但由于中国信徒大多比较贫穷，经济上实现自养困难很大，大会仅希望传教士对此问题引起重视。”[6]

自从戴德生蒙召到中国传教开始，他就已经献身为中国而活。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梁燕城博士将戴德生的传教模式形容为“草根关怀模式”，有四个特色：

1、直接关怀人属灵需要，关怀每一个个人，爱每一个个人。他早期来中国时，在街上见每一个人，都关心其灵魂，爱这个人。他要求宣教士彻底放下，过贫穷的生活，也穿华人服装，拖一辫子，认同普通中国人民。

2、与西方帝国主义划清界线，不依附西方炮舰。

3、承担中国人民吸毒的困苦，全力反鸦片。

4、国际性的关怀中国人运动。[7]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以中国人的样式，在中国式房子内崇拜。

自1865年6月25日创立“中国内地会”之初，戴德生就已经发布“中国内地会特色”。其中，“认同中国人”与“本色化原则”成为戴德生及其内地会“基督教中国化”实践的基础。具体要求是：“认同中国人：以中国人的样式（剃发、蓄辫、穿华服），在中国式房子内崇拜；本色化原则：训练中国同工，自立、自养、自传。”[8]这些始终成为内地会传教士所遵守的原则，也正是温州内地会的创始人曹雅直完全遵循的。

在温州内地会创立之初，曹雅直已培养一大批本地传道人，后来在曹明道的带领下又培养了蒋宅如为代表的本地牧师。在自养方面，温州内地会本地信徒于1906年下半年开始正式着手操办，以备教会自立。1907年1月，刘廷芳在《通问报》报道温州内地会自立萌芽。他报道：“浙温内地会、去岁葭月、开各支会寻常年会、提议各件时、首及经济问题、盖以年来日形支绌也、会众决议倡办自捐自用、拟定官话广告发各支会、腊月第一主日宣布、期于来春新正实行、会牧命亶生撰本郡广告、亦于腊月宣布、新正实行、热血天国民为此举之祷也久矣、惟（温郡内地会）各信徒皆中人以下之家、心余而力薄、且已设各项常年捐款、为数亦已不尠、未识能达此目的否、此举若成、他日自立、庶有望焉、凡我同胞、祈勿忘此四十余处之支会于祈祷中、则他年自立旗飘、自由钟响、共与有荣矣。”[9]

刘廷芳在会议中受托撰写自养相关广告，本处节选内容：“我同胞听者、我温教会成立已四十余年、藉三一鸿恩真光炳耀海隅、依次发达、城乡各处支会、已逾半百之数、身膺教师职者十五人、助工四十余、此固吾党信徒、实深祷谢者也、惟开我黑界一线光明者、属异族之信徒、助我童穉成立者、亦友邦之善士、我同胞竟因以放弃我义务、销灭自立之精神、虽助工宣道川资、历年来诸同胞已设有传道捐银以济其急、而教师之俸、我同胞分毫未尽担其任……”[10]

是年2月，刘廷芳在《通问报》报道温州内地会于新年春节第一个主日下午（2月17日）召开特别演说会，主要辩论教会自养一事。文中指出会议的发起人为王福庭和刘廷芳，参与演说会有八百余人，发表演讲的分别有：梁景山、陈林郎、王振元、詹庆元、董银友、林易山、蒋宝仁、仇德喜、刘克训等人，此次会议得到内地会会牧夏时若的支持。[11]

其中王福庭为自立之健将，可惜于1908年农历八月十四日英年早逝，刘廷芳在其生平中特别提到他自立的精神：“平居常以教会倚人为羞。竭力启迪教友。植自立之种子。丙午冬。教会倡议办教会自养捐。于丁未新正。开特别大会宣布。当日第一人登台以一腔热血。掉三寸舌。慷慨淋漓。向众演说者。即先生也。” [12]

最后我的回应

我不是在为三自教会正名，而是想说，三自教会本质上是属于基督的，而不是政府的，不是某个人的，当然更不是某些人口中的异端。诚然，三自中存在“稗子”教会，但不能把三自一棍子打死，三自教会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我们的处境绝非某些攻击之人所想的那么顺风顺水，我们该做的应该是为之祷告，给予帮助，而不是背后论断排斥。

同时，也劝勉三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对待家庭教会的成员时，也不要抱有敌意，因为我们同为基督的新妇，属祂的子民，我们同认信一位上帝，阿门。

[1]赖德烈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静也、瞿旭彤、成静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9年初版，第361页。

[2]刑福增著，《文化适应与中国基督徒（1860-1911）》，香港：建道神学院，1995年4月。

[3]吴梓明著，〈中国基督教历史重探〉，李金强、吴梓明、刑福增主编：《自西徂东——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初版，第494-495页。

[4]吴梓明著，〈中国基督教历史重探〉，李金强、吴梓明、刑福增主编：《自西徂东——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初版，第495页。

[5]胡卫清著，〈晚清国人教会自立思想述论〉，李金强、吴梓明、刑福增主编：《自西徂东——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初版，第473页。

[6]姚民权、罗伟虹著，《中国基督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41页。

[7]梁燕城著，〈基督信仰处境化三模式与当前中国〉，载于李金强、吴梓明、邢福增主编，《自西徂东——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629－630页。

[8]张陈一萍等编，《惟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集》，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7年5月，第42页。

[9]《通问报》，第239期，1907年1月，第3页。

[10]《通问报》，第239期，1907年1月，第3页。

[11]《通问报》，第243期，1907年2月，第2页。

[12]《通问报》，第326回，上海：北京路18号，戊申（1908年）十一月，第1-2页。

（注：三自的历史由来部分转载于思澄堂陈丰盛牧师公众号丰盛“书”房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