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容闳可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对于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来说，他却是一个必须牢记的名字。因为，一百多年前，容闳这个中国人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此后，他又主持了“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又让国人得以接受西方教育，成为中国近代的走向世界第一批的莘莘学子。
1828年，容闳出生在今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这里和澳门仅一水之隔。容闳从小随父亲到澳门某生，由于家境贫寒，无钱上学，他父亲看到英国传教士开办的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就把7岁容闳的送到了澳门一家由英国古特拉富夫人主持的教会小学念书。1843年，容闳就读的学校迁到香港，并以英国著名传教士马礼逊的名字，更名为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校长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传教士，１８３２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据容闳后来回忆，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
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那一天，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想带几个学生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晚上，当容闳把他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孩子远赴大洋彼岸。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乘上了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
容闳先进入著名的大学预科学校——孟松中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1849年，容闳高中毕业，他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要么继续接受基督教慈善会的资助，进入爱丁堡大学，要么放弃资助按照自己的愿望报考耶鲁大学，耶鲁大学是孟松中学的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容闳最终选择了后者。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后加入美国籍。早在上大学时，容闳就梦想着让国人如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写道“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蒙发了“幼童留美计划”。
1855年，容闳带着他的梦想回国。但当时国内的情况不允许实现他的理想，于是，他只好将他的理想揣在怀里，等待时机的出现。他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后投入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主持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曾翻译。容闳认为实现梦想的时机到了，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马上得到了曾国藩赞同，曾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获得了清廷的批准。前后经过近２０年的努力，容闳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1870年，容闳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1872年奉命率30名学生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不少人回国后成为各行各业的人才，著名的京张铁路的设计师詹天佑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留学生的成就证明了容闳的独具慧眼。
但是，腐朽的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真实目的，不过是想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尤其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讲，非常容易“西方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行动不便，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是否忠于清廷的政治问题。当清廷官吏发现有的幼童剪掉了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
还有一些幼童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耶稣基督，读圣经，做礼拜。几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暗地里组成了“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这是清政府不希望看到的。清政府惧怕这批幼童到美国后信了“洋教”，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堂，结果人的意念还是被上帝的意念所征服。幼童们从小到大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
数年之后，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失去了兴趣，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崇拜，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等思想十分迷恋。这对清廷更是无法容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881年，清廷下令将留学生全部撤回，所有幼童被迫从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启程回国。容闳的计划最终半途而废。
容闳由于对清政府失望，1882～1894年侨居美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他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划。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来，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他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到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活动。1912年1月，他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4月12日容闳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安息，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876年耶鲁大学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