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冈萨雷斯《基督教史》六十四：阿明尼乌主义与改革宗正统的交锋、理性主义
在教会历史上，阿明尼乌主义被认为是改革宗中一个观点歧义的主张，它和改革宗正统思想交锋的一个关注点在于预定论。
阿明尼乌主义比较注重的是，上帝有他的预定，藉着耶稣基督的设立的救恩，使人可以得着拯救。它的教义给人一个能动性，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就得着拯救；不接受，就没有办法得着拯救。
改革宗的正统认为，上帝不仅仅是预备了耶稣基督让人得着救恩，而且，上帝以他奇妙的旨意，晓得谁能得救，谁注定不得拯救。所强调的是上帝的主权。阿明尼乌主义比较注重的是上帝有主权，在拯救人这件事上，有他全备的旨意，但这个旨意也是落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愿意跟从耶稣基督，就得着了上帝定意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的拯救，如果弃绝耶稣基督，就不能得着拯救。而按照改革宗正统的观点则是，哪怕那些弃绝耶稣基督的人，上帝如果一定要让他得救，那他也总会回来的。
那么，根据改革宗正统的思想，我们干嘛要传福音呢？有的人注定是要信的，有的人注定是不信的。注定信的人，他一辈子说不信，那最终也会信；注定不信的人，他肯定就是不信。
对于此事，要抱一个敬畏的态度，因为上帝的旨意极其难测。
但阿明尼乌比较开放，就是，上帝是有预备，有藉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救恩，但这个救恩是，愿意了就得着，不愿意的话，上帝也没有办法。
在改革宗的正统里，有五大观点，分别是“无条件的拣选”“有限的救赎”“全然败坏”“不可抗拒的恩典”，“圣徒永恒保守”。其中，“无条件的拣选”指的是，上帝安排谁得救，就是谁得救，从我们人这方面来说，没有任何的善行可以赚得上帝的救恩。这是从上帝主权的角度来讲。马丁·路德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即，我们不能靠着我们的行为，来赚得上帝的救恩。
“有限的救赎”指的是，基督的死是在那些信的人身上，发生它的功效，这也是从上帝主权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全然败坏”指的是，人已经败坏了，所以，在西方神学里，容不得一点伯拉纠主义。所谓的伯拉纠主义，就是人之初，性可能为善。西方的神学观点是，人之初、性本恶，用的是保罗的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东方教会说，世人都有神的形象，因为神把他的形象，赋予了我们，而我们得拯救，是使我们重新有神的形象，至少可以把神的形象彰显出来了。
第四个是“不可抗拒的恩典”，这又是从上帝的主权和威严的角度来说的。
最后一个是“圣徒的永恒保守”，意思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于那些不能得救的，本身就是上帝没有预备他得到神的救恩。
拿教会历史来说，一个强调上帝主权，或者说一个高举基督的人，是不会接受希特勒的。受卡尔·巴特影响很多的潘霍华，就是反对纳粹德国的。因为当时，德国的教会提出一种主张，说希特勒是新德国的救主，就是类似于像弥赛亚一样的人物。但是潘霍华坚持的是“高基督论，从上帝主权的角度，觉得德国教会对于希特勒的尊崇，撺掇了神的主权，所以从心里是厌恶希特勒的。但是，改革宗正统发展到一定地步，人的作为会变得无足轻重。
在改革宗的神学里，有个英文单词，分别代表它五个神学主张的首字母——“Tulip”，就是“郁金香”，因此，一些书里讲到的“郁金香神学”，指的就是“改革宗的神学”。
后来，约翰·卫斯理的神学就是继承了阿明尼乌主义的神学，强调的是，人在上帝的恩典面前，其主观能动性并不是去控制上帝的恩典，也不是去命令神做这做那，而是神赋予我们他的形象的尊严。否则，上帝给我们安一个装置，只要委托我们，都可以根据他的意思去做，那这样的是奴隶，而不是那么荣耀的、替他管理万物的“人”的职分。
另外，冈萨雷斯还讲了“理性主义者”，它来自于对希腊哲学新手法的一种采纳。原来，希腊哲学对于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的是柏拉图主义，它主张“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世上的这些事情，都是虚无的荣华，所以，我们应该出离，归到真理中去，其间透露着“出世”的一种倾向。
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主张是，在你能看见的世界上，要去寻找一种认识世界的知识和观念。这应了中世纪，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世界的一个潮流。文艺复兴时期，有大量的艺术作品，描绘的是人的生活和当时世界的百态，原因是人们原来看哥特式教堂，往天上看，后来开始看周边，再看到自己的内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心中上帝的概念，慢慢地在减弱。有人开始认为，我要对上帝认识，我需要对周边的世界有所认识，要对我的心有认识，要对自然万物有认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就建立起来了，它的初衷是为了要见证神和多认识神。不过，慢慢地就没了上帝。
理性主义带来的问题，就是“疏离”，就是你原本的想法，和后来发生事情的结果，差距很大。它原来好像是伸出很多眼睛，去观看上帝的作为。但慢慢地，就不是观看上帝，而是观看世界和许多值得去看的、悦人眼目的事情。这样就把上帝放到了一边，他就开始退出了世界的海洋和欧洲主要的舞台。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人起来呼吁，开始注重属灵和敬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