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文明史之视野思考华夏文明的历史命运和未来

一、华夏文明的人类文明史意义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华夏农耕—官僚体系的萨满文明独自对抗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巨大冲击近三千年之久，屡屡强盛又屡屡深受重创，直到满清时代。在满清部族王朝弱化汉人的统治模式下，华夏文明衰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公羊学的再一次振聋发聩的呐喊声中，在欧美基督教文明的冲击下，开始寻求新的救亡复兴之路。

华夏文明其由于自身地理条件的决定性因素成为阻挡和同化游牧民族的最重要也是最前沿的防线：

因为华夏文明北方正面对的是蒙古高原，而蒙古高原的特征是：

1、自然生存条件最为恶劣，

2、最为远离文明中心，

所以，东西伯利亚之蒙古高原的游牧力量从来是最野蛮和最强悍的。

华夏文明历史以来一直面对的就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游牧民族浪潮：来自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上最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冲击和征服。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这个强大的野蛮力量对人类文明地带的冲击性和破坏性，绝大部分都被华夏文明给抵御和同化吸收了。

但是，华夏文明由此付出的代价至为巨大：两宋在艰苦卓绝抵抗之后之灭国；有明一代在倾其国力打击蒙古游牧民族之后，最终导致自身的失国和汉人之被满清部族政权所征服。

因此，华夏文明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根本性历史作用就是阻挡和同化来自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的一波又一波向农耕文明地带袭来的强悍勇武而又野蛮的游牧民族浪潮，从而为整个欧亚旧大陆文明地带历史中的文明成长奠定了基本的安全保障。

尤其是欧洲，在公元1000年以后基本上再也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游牧征服者的冲击，最终，欧洲基督教世界得以率先实现现代化转型成功，奠定今日世界之格局。

由此，正是华夏文明之牺牲与承担，使得欧洲基督教世界有了一个足够安全的空间与时间的文明积累，在内部的冲突变革积累酝酿中，引发现代化。

这就必然引发一个假设：如果华夏文明未能阻挡和同化蒙古高原游牧浪潮的冲击，将会是怎样的结果？这将必然导致中原华夏文明的整体游牧化，这种游牧力量必将以中原为基础全面征服，这将会使得旧大陆文明整体之退化，从而使得旧大陆文明之进程大大滞后，其他各文明体之成长将受到重大阻碍。

中亚两河流域的帖木儿帝国就曾经扮演了这个角色。而当华夏文明内敛自守和被游牧浪潮征服之时，也正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横扫天下之时：匈奴之余脉，已在欧洲造成巨大恐怖，造成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有宋一代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退让议和之策，最终使得蒙古人横扫世界，重创欧洲和摧毁了古罗斯文明，建立旧大陆之世界霸权，这种征服的余响，直到今天。

因此，华夏文明对于蒙古高原游牧浪潮的抗击和同化，意义巨大，使得欧亚大陆东端的黄河流域成为一个抵抗和同化游牧浪潮的坚强核心区域，维持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进程。

更为重要的是华夏文明对于游牧力量的同化作用，他使得游牧力量被文明化，从而又能更强有力的对抗新的游牧力量，防止其力量的充分释放。

鲜卑北魏的汉化可以说是第一个重大范例，他使得柔然势力无法进入中原；

最为突出的范例就是忽必烈之接受汉化，从而与阿里不哥和海都爆发战争，尤其是与海都的战争，耗尽大元国力，但最终使得蒙古传统游牧势力大为衰落，没有能力再使中原华夏文明游牧化，这可以说是千钧一发之际；

最后，满清汉化后，也是耗尽举国之力击败准格尔蒙古之野心，同样免除了中原华夏文明的游牧化命运。

与此同时，因着华夏文明高度发达的技术创造和对漠北的传播，使得蒙古游牧力量获得空前军事优势，因着成吉思汗的西征，终结了花剌子模帝国的野心；因着忽必烈弟弟旭列兀之西征，终结了阿巴斯哈里发帝国，从而使得欧洲天主教世界获得对于伊斯兰世界重要的力量均衡优势。

伊斯兰世界一直面对着蒙古高原游牧力量的冲击，这种由华夏文明技术装备的游牧力量冲击使得伊斯兰文明发展屡屡遭受重大挫折，也使得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文明进程获得足够回旋余地。

因此，蒙古高原游牧力量和经受其冲击的三大文明：华夏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历史互动模式：华夏文明抗击同化了蒙古高原游牧力量，又装备了蒙古高原游牧力量，从而使得伊斯兰世界屡屡受挫，但最终使得欧洲基督教世界获得发展空间。

因此，华夏文明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他是整个欧亚大陆抗击和同化游牧浪潮的强大核心区域，正因为此，他维持了欧亚大陆诸文明的历史进程，最终使得欧洲能够脱颖而出。

二、华夏文明之本质

比之于印度、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古老文明的历史命运而言，华夏文明在保持自身文明的独特性连贯性方面显然是与众不同的。

因此，华夏文明为何能在游牧浪潮的如此冲击下仍能依然存在？并且依然能维持其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和连贯性？

显而易见，这来自于华夏文明的抵抗力和同化力。

那么，华夏文明何以能有这样的抵抗和同化蒙古高原游牧力量之能力？

答案就在于：华夏文明和蒙古高原游牧力量在文明基础上的同构性---都是萨满信仰。

1、华夏萨满信仰模式之特征

萨满信仰是未被祭司阶层经典化和制度化的自然神论信仰模式，没有精致的神学和严密的信众组织，所以透露出自由和想象的空间，它对于终极之天的体验和认识，无法被宗教经典所封闭和规范，从而对于一神教有着强有力的对抗和消解的能力。

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萨满信仰的文明:

1. 华夏农耕地带萨满文明：以儒家为核心，因为萨满信仰没有成文经典和祭司阶层，所以才有儒家文人以世俗伦理性经典治理社会，充当文人性祭司角色。

2.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萨满文明：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清。

游牧萨满信仰处于初始的巫师形态而未能文明化和系统化，所以最终没落，接受其他宗教。

而华夏农耕萨满文明则有自身深刻基础，在历经种种考验之后，今天仍然存有其基本底层结构。

华夏萨满文明定型于周，其起源是来自于唐奴乌梁海地区和阿勒泰地区的信奉萨满教的游牧征服者，最终形成了对终极之天崇拜基础上的信仰背景下的自身文明体系，在儒家对萨满信仰的理性化改造之后，从而形成最能抵御和同化游牧民族野蛮性的强大同化力。

这种崇拜自然之天的萨满信仰的文明共同体的特征是：

1、这种萨满信仰没有一神论宗教的狂热与固执，对于一神教有一种天然免疫力。

2、世俗人文理性之伦理体系的构建。儒家作为萨满信仰的世俗理性化的产物，最终免除了华夏文明宗教化的命运，在整个人类各种文明共同体中，这个文明共同体是唯一世俗性的。

3、这个文明传统一直延续绵延至今未曾中断过，而不是像其他古老文明最终发生文明的断裂与转折。

而在今日现代性的世俗化大趋势下，这种世俗理性人文主义更能与全球对话。

因此，之所以华夏文明能对游牧力量构成最大的同化作用，就是因为两者的信仰模式都是萨满信仰的深层信仰逻辑，具有信仰逻辑的同构性，没有根本性冲突，容易互相接受，因此，才能够消化吸收游牧民族的野蛮性。

2、华夏文明之形成逻辑

华夏文明的重大特点之一是没有完备的主导宗教体系，没有一个以人格化的至高神为核心的完备的主导建制宗教。

何以如此？因为华夏文明经历过没有充分发育的青铜文明时代。华夏青铜文明出现的时间很晚，结束却较早，因此没有足够长久的持续时间让祭司阶层精心构建和发展他们的宗教、神话和神学。所以华夏文明的祭司宗教停留在初始的草创阶段，未能形成完备的经典和神学，在随后的铁器时代到来后被轻易战败，沦落民间，成为民间巫术的源头。

在这个宗教构建阶段，在萨满巫术占卜的基础上，宗教只是发展到自然神论阶段，并没有出现作为宗教的核心：唯一绝对的人格神，这使得华夏文明祭司集团对整个文明共同体的精神控制力和社会控制力相对有限，仅停留在仪式化层面上，所谓“祭神如神在”。

这种尚未成型的祭司--宗教建构之路随着迅猛到来的铁器时代，失去了他赖以存在的基础条件而随之没落。

华夏文明之进入铁器时代相比于中东文明核心区要晚将近一千年左右，但中国铁器时代文明却发展的极为充分，直到英国发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全球文明中没有哪个文明在钢铁冶炼技术和铁器使用规模上超过中国。

何以如此？这是因为华夏文明的后发优势所致。

众所周知，奴隶制天然抗拒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而中国正因为青铜文明时代发育的并不充分，所以奴隶制的发育也并不充分，和地中海文明核心区相比，相距甚远，这也同时给了华夏文明之技术进步留下足够的空间。所以，中国古代留下许多技术工匠大师的故事，却并无哲学理性思辨大师的产生。干将莫邪、公输班、扁鹊，便是其中翘楚。对应的，则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

作为平民的技术大师和作为贵族精英自由人的哲学理性思辨大师，之间分别泾渭分明，昭然若揭。

正因为华夏文明铁器冶炼和铸造技术迅速进步，使得铁器工具在农业和手工业中大规模展开，使得农耕--手工业紧密互补的小自耕农经济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小自耕农经济文明体。这种拥有相对人身自由的小自耕农经济形态，对于技术进步有着巨大的兴趣和热情。所以，在自耕农身份最为自由的北宋时代，有了四大发明的技术成熟；而在明代晚期，随着海禁废弛，工商经济之繁荣，有了《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等等。

也正是在春秋时代开始的铁器时代，因着萨满宗教祭司集团能量的弱小，开始了萨满巫术被新出现的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萨满信仰理性化的进程。儒家保留了并且确认了自然神论的宗教形态：吾不知人，何以知天？敬鬼神而远之。吾不语怪力乱神。

这构成中国的轴心时代的理性觉醒。

由此，这种自然神论关照下的人本主义理性化萨满信仰文明，构成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儒生取代祭司成为社会的主要管理者。这种传统，直到今天。

3、华夏文明的基本结构

中国华夏农耕文明的基本社会结构是在游牧民族冲击下形成的。

正是因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之冲击与征服，所以华夏农耕文明无法形成稳定的贵族门阀体制，传统社会结构不断被摧毁重建，一次次推倒重来，终于在北宋后发展成为一个平民为主导的皇权之下的农耕—官僚制平民社会文明体，而皇权有效的抑制了世家贵族阶层的扩张。

同时，也正是为了对抗游牧民族的冲击和征服，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文明结构：

1、不是超稳定结构，而是屡次被重建。正是这种不断打碎重建的过程，准备了一个社会结构，使得华夏文明有一种开放性，成为最能接受外来文明影响和冲击的世俗主义的普世性观念文明系统，能够有效接受外来观念。

2、平民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自耕农为代表的平民性文明系统。

3、世俗理性自然神论文明系统：这种非宗教性文明性特点，对于一神教，构成很大的抗拒性和排斥性。

4、文人祭司官僚系统：最早的官僚系统来自于对抗游牧民族的侵略和冲击，因为必须通过萨满文人祭司官僚系统构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整体社会结构来应对这种冲击。这种体系，形成强大的自我保护和修复的力量，从而存续至今。而儒家，则是这个文人萨满祭司体系的世俗神学。

三、萨满信仰文明与亚伯拉罕诸一神信仰文明之互动与冲突

1、人类历史核心互动冲突框架

自旧大陆人类历史意识形成以来，并最终在麦金德描述的世界史框架里，知识界思想界一直认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对抗性历史。游牧民族被代表文明的农耕文明看做是野蛮黑暗力量而加以鄙视和无视，从未认真打量过他们的信仰。

而从欧亚大陆宏观历史进程而言，主要是四大力量之间的博弈与互动：作为萨满信仰的蒙古高原游牧力量和华夏农耕文明，与作为亚伯拉罕诸一神信仰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

因此，可以清楚的看到，这四大力量背后隐含的是萨满信仰和亚伯拉罕一神信仰这两大信仰体系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由此可以判定，整个人类历史，最核心的互动冲突框架就是萨满教与亚伯拉罕诸一神教互动与冲突的历史。它首先体现在蒙古高原萨满游牧力量和亚伯拉罕诸一神宗教的冲突，随后是华夏农耕萨满文明和欧美基督教世界的博弈，这构成迄今以来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节奏和律动。

当下，面对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现代中国华夏文明，继续延续着这种历史性的文明互动与博弈。

2、两大信仰体系的根本区别

萨满信仰：是生成论逻辑。生生不息，永无休止，体现出生命的活力与绵延。体现出生命的宝贵和力量。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天地人三才，人为万物之灵，人死大于天，人死为神，死者为大，等等，皆是此种观念之现实呈现。

亚伯拉罕诸一神教信仰：是创造论逻辑。由此人知道自己的源头和边界，人为自己设定了边界所在，从而认清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和极限，人不能成为神。

人在上帝诫命之下畏惧而虔诚。

3、亚伯拉罕诸一神教起源之假设：萨满信仰与地中海东岸文明之融合

犹太人的旧约上帝观念有可能是来自萨满信仰。

在地中海诸文明中，最高神皆是以偶像出现的人格神，各具威严形象，因此不可能产生出无形象的至高神观念。

而来自于草原游牧民族的萨满教至高神---天，则是无形象的无人格的自然之神。

而旧约犹太教的上帝，则是无形象的人格神，显然是二者的综合。

因此，唯有作为游牧民族的犹太人进入地中海诸古老文明中心，才有可能产生这种无形象的至高人格神。

因此，这种亚伯拉罕一神教，显然是两大文明系统的综合产物。

但是显然，在日后的演变中，人格化成为亚伯拉罕宗教的核心特征。由此，必然与萨满之最高神自然之天形成深刻冲突。 

3、萨满信仰与亚伯拉罕诸宗教的冲突之冲突的根源：一神教之封闭性

之所以构成这种恒久性冲突，来自于萨满教世界和亚伯拉罕诸一神教世界各自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以及相互之间的不同构所带来的对于理解人类生存模式和生存体验的感知之间的巨大差异。  

由此，这两大文明体系一旦相遇，势必因着生存模式与生存经验之不同而互相惊诧、疑虑和防范。

亚伯拉罕诸一神教体系是历史以来一神教的唯一体现者，当它突兀进入人类历史的多神教普遍自然状态那一刻，即开启了一个最强大的人类社会高度自我整合自我规制的尝试的开始，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种神定的祭司秩序的扩张和深化，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最终形成一个笼罩一切的宗教秩序之网。

一神教必然创造出最强大的宗教组织，这是来源于一神教教义的绝对性和唯一性，这也必然决定了对任何其他群体的绝对排斥和否定。由此，这种绝对性和唯一性必然要求信徒的最大限度的忠诚和皈依，神是唯一，信徒的选择也必须是唯一。这就自然形成一个与外界明确区分的圣俗世界和正邪人群。

4、狂热与圣战：亚伯拉罕诸一神教与游牧民族浪潮的融合

因此，必然的，当游牧民族一旦接受一神教信仰模式，则表现出更加的好战而狂热，在圣战口号下释放其征服与杀戮之狂热。 这种情形，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相遇中表现的极为明显，十字军战争就是这个逻辑的结果：它是刚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和刚接受基督教的诺曼人之间的战争。

也正是因着十字军战争，引发西欧现代工商契约社会之开始，从而导致一神教祭司宗教模式之基督教的转型和没落，才为欧洲建基于工商契约社会基础上的基督教新文明之诞生开拓出了新空间，新方向。

而这，有赖于萨满信仰的蒙古游牧力量和华夏文明的力量均衡作用所致。

同时，也可以料想，因着一神教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亚伯拉罕诸一神教的结局必然是互相毁灭，同归于尽。否则，此种冲突永无止境、遥遥无期。

四、华夏文明的代价与挫折

1、华夏文明的代价：工商契约社会的失落

假设，如果没有蒙古游牧民族的一次次冲击与征服，华夏文明将会如何？

必然是完成了向工商契约社会的转型，并且会发展成为全球最成熟的的现代文明体之一。

这一结论，在历经五代的残酷之后，北宋最终和北方通古斯民族议和，檀渊之盟以后北宋工商契约社会的发展，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南宋绍兴议和之后，南宋工商契约社会的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唐宋革命的产生，盖因于此。

北宋能够引发文明史上的文艺复兴，盖因于此。

与此对照，没有受到来自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游牧力量毁灭性打击的西欧基督教世界，得以在千年历史中酝酿、积累、沉淀，更新，最终发育出现代工商契约文明。

因此，纵观历史，华夏文明付出一次次新文明转型失败的代价，替整个文明世界抵挡了游牧力量的冲击，此种悲壮，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而言，意义深远。

因此，萨满信仰的传统华夏文明是抵御游牧力量冲击的最有效模式，但是却要使自身付出惨痛的代价。

2、近代华夏文明的挫折

如何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落？

一旦来自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解除，华夏文明传统体制的力量就开始没落，因为缺乏来自对手的挑战，必然使得自身丧失活力，由此，迫使华夏文明寻求自救的出路。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旦华夏文明开始向工商契约社会转型，传统文人士大夫儒家祭司集团的障碍性开始表露，无法提供转型的必要支撑，这一点，在明代表现的最为清晰。到了明代，随着儒家士大夫文人士绅特权利益阶层之形成，成为华夏文明向工商契约社会转型的最大阻碍。

也正是这个文人祭司阶层，一旦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在外部游牧力量打击和内部平民反抗的双重压力下，最终导致王朝覆灭，使得工商契约社会推倒重来。

这个享有特权的所谓士绅阶层，直到1949年方才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从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不复存在，存在了存在了五百年。

由此，华夏文明向工商契约社会的转型才开始真正具备社会性的结构支撑。

明朝被满清征服之后，华夏文明开始衰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到了满清时代，借着西方传教士的力量，游牧民族被彻底驯服。由于满清再也不用担心来自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打击，所以开始一心一意的驯服汉族，以至于华夏文明走向没落。

这种衰落导致汉族精英的自救运动，随着精英阶层的公羊学兴起和底层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汉族的民族觉醒，直至今天。

事实上，如果没有英俄大博弈中大英帝国对于满清的扶持，那么满清早已垮台，整个历史路径必然重写。

因此，华夏文明的衰落，是在西方力量的参与下实现的，正是在汉族华夏文明对于游牧力量的决定性抗击和吸收之后，西欧基督教文明得以崛起，反过来与满清合作，促成近代以来华夏文明的衰落。

顺治--康熙时代的满清与传教士的亲密合作，促成了对于汉族华夏文明的决定性压制；而在英俄大博弈中满清又一次借助西方力量压制住汉族华夏文明的自我转型之努力。

由此，汉族历经二百年的系统性压制和剥夺，已经被彻底驯服压制，气息奄奄，丧失生气和活力，必须彻底改造。这是当时华夏社会各阶层之共识。

五、华夏萨满信仰与基督教之碰撞

1、欧美基督教之进入中国

当欧洲基督教世界开始获得全球优势之后，开始了对华夏中国的持久性的文明输出的进程。

明中晚期天主教二度来华，是天主教西班牙帝国的努力。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由此葡萄牙帝国和西班牙帝国崛起，控制全球。尤其是西班牙一跃成为空前全球帝国，以捍卫和传播天主教大公信仰为最高使命，倾其帝国之力全球宣教，而西班牙人依那爵.罗耀拉1534年所发起成立的耶稣会则是那个时代最精锐强悍的宣教先锋，成果巨大，他们在整个东亚留下深刻印记并深深影响东亚历史进程。

1700年，随着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中魔者卡洛斯二世的死亡，西班牙帝国终于没落，这就预示了耶稣会的没落，预示了天主教在全球宣教时代的终结，也就预示了天主教在华宣教的终结。

1721年，康熙帝禁止天主教在华的传播。

经过一个世纪后，到了十八世纪末，因着1750年开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空前强大力量，大英帝国开始成为日不落帝国，得以建立全球实力自信、文明自信和宗教自信，开始全球文明输出。

1793年，威廉.克里进入印度宣教，开启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新教全球宣教时代；

1807年，伦敦会差遣马礼逊来华，预示着新教开启在中国的全面宣教时代。

英国新教力量在中国的代表，毫无疑问，是李提摩太、杨格非、戴德生。在他们身后的站着的是掌握满清政权经济命脉的大清海关宗税务司英国人赫德。

随着一战后大英帝国的衰落，美国继之而起成为全球霸主，随后苏联帝国也迅猛崛起与美国分庭抗礼，各自文明输出，中国由此成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博弈战场，双方都力求主导中国未来之命运。

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获胜，美国基督教力量退出中国；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力量，美国基督教力量又重新全面进入中国。

然而，基督教在中国的一百多年宣教历史，充满着碰撞、冲击和对抗，这显示了作为世俗人文理性主义的华夏萨满信仰对于封闭性的亚伯拉罕一神教的本能的不接受和不欣赏与不信任。

何以会如此？本质上而言，对于萨满教自然神论体系而言，无法接受人格化的一神教系统，是根本原因所在。所以，如果是欧美传来的是一神性祭司宗教而非世俗理想主义，汉族华夏文明不会轻易接受。

但是，面对强大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华夏该如何应对？

2、华夏文明对欧美世俗文明的吸收和融合

在欧美扶持下，满清一直拖到1911年才垮台，此时，离1917年沙俄垮台已经很近，所以，满清灭亡之后华夏文明直接面临苏俄的冲击。

此时的欧洲，经历了一战，在斯宾格勒西方之没落的警告下，也已经开始了世俗理性平民主义时代，开始以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对接中国。而在此之前的欧洲，还是一个贵族祭司的欧洲，而不是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欧洲。

那时的欧洲，世俗主义的平民意识形态，也就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兴起，所以只能向中国传播欧洲传统基要主义基督教体系，然而虽然历经百年传教，效果甚微，并且引发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和对抗，相互间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虽然义和团事件之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迎来黄金时代，但是到了1914年一战开始，这个黄金时代戛然而止。

对于世俗理性人文主义的华夏萨满文明而言，只有当欧洲产生世俗理想主义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才会愿意去倾听，才会真正产生融合，这是关键。

因此，当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迅速传播。同样，基督教社会福音派和自由派进入中国，也获得平民知识分子的倾心接受和遵循。

这正说明传统基督教并不能影响和改变中国，因为这个意识形态无法转变和摧毁传统士大夫精英阶层，并受到受到传统士大夫精英的极大反抗和阻碍。同时也无法获得中国民众的普遍认同，最终只能被处于底层边缘的群体接受。

最终，历史路径表明改变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福音派。是这两者间的合力。

所以杨度之选择中共，原因在此。

六、华夏文明之未来与基督信仰之对话

1、宗教与信仰：华夏文明对于宗教的拒斥

最终，华夏文明的自身逻辑决定了他对于宗教和信仰采取了两种态度。

所谓宗教，是一种功利性交易逻辑，对于信众而言，是以自身的虔诚换取上帝的奖赏。对于祭司阶层而言，是以上帝代言人身份获得权势与地位。但是宗教必须付出苦修与禁欲的代价，这对于世俗人文理性主义的华夏萨满信仰文明体而言，很难接受。

而信仰，强调对于真善美的无功利的超越性追求，这与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最高理想暗合，在晚清公羊学革命的影响下，最终接受了欧洲的世俗理想主义话语体系。

2、耶稣形象与孔子形象

华夏文明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有终极意义上的自然之天，但是没有一个永恒性的现世导师。儒家神学作为华夏文明对应于传统农耕时代的信仰系统，无力承载华夏文明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孔子形象已然苍白。

所以，华夏文明有自然之天的终极关怀，却无法在当代现实呈现。

这种缺失，就是耶稣形象对于华夏文明的现实意义所在。

民国已降，当耶稣被看做一个完美理想人格，以一种公义和悲悯形象出现在华夏文明视野中，则被中国平民知识分子阶层极力推崇并加以效仿。对于华夏文明而言，知识阶层很难接受一个人格化的耶和华上帝，而耶稣，则是最为渴求的导师。

由此，一个新的谱系开始形成：萨满之天——社会福音派——启蒙运动以来之普世价值观，在民国以来之华夏历史中开始融合与呈现。

3、基督信仰之与成长中的工商契约社会的当下中国

随着2000年入关，一个独立自主的庞大的平民阶层得以崛起，成为中国社会之主流，迫切需要寻求自己的方向。

因此，对于华夏文明的当下与未来，基督信仰意义为何？

耶稣以天国理想替代旧约地上王国，以完整生命观替代旧约的现世成功功利价值观，以爱的上帝观取代旧约中恨恶分明的上帝观，从而为人类指出一条实现普世公义的更新之路。

在耶稣降生之地的加利利，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工商契约社会。耶稣的门徒，都是属于具备独立人格的工商平民阶层。

耶稣正是在这个工商契约社会里呼召了他的门徒和跟随者，开始了一场伟大的信仰运动。

正是在这个工商契约社会里，独立的平民阶层在耶稣那里找到了尊严和永恒使命，从此义无反顾的跟随他直至死亡。

从历史而言，耶稣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开端：天国理想的提出和普世的爱的实践。这种因着实现天国理想的普世的爱的实践，无远弗届，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现实努力，可以视之为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最大的奇迹和神迹。

而这个实践，正是在一个工商契约社会里，才能够得以最大程度的实践和展开。

旧约确立了一个无形象无偶像的人格神，在耶稣那里，这位神承诺天国的降临和人间爱的实践的可能，这是神对于人类的责任和使命。

这种使命是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殉道和复活作为关键的显明，这是神对于人的责任的最大程度的表达。

从此，神---人关系进入一个全新起点，一种全新的神---人关系得以建构。

当这种全新的信仰体系一旦被国人所理解和领悟，必然会带来新的动力和想象。

2000年的入关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从此，一个庞大的独立平民阶层开始崛起和迅猛成长。

结语

在一个封闭性的一神祭司宗教无法被全面接受的社会中，社会的整体盼望与个体性生命的渴求，来自于天国降临的福音承诺和个体生命因爱与被爱而带来的幸福与自由，这种真理与自由的实现的信仰路径，呈现了上帝的责任与使命。

这，就是基督信仰对于当下更新中的华夏文明的意义所在。

注：本文首发于《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第一期，福音时报蒙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