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历史不可磨灭的一笔——基督教内地会

1865年，在教会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戴德生牧师创立了“内地会”（现已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福音借此不断广传，今年是内地会建立150周年，让我们一起回顾内地会大概的发展历程。

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简称CIM，其创始人为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Taylor)。1853年9月（咸丰三年八月），在英国传教士郭实腊的感召下，戴德生受英国的中国宣教会派遣来华。1854年，戴德生牧师从英国来到中国，先在上海、汕头等地传教。1857年，定居宁波，并成立“宁波差会”。 1858年，戴与中国宣教会意见不合，脱离该会。

1860年（咸丰十年），戴因病回到英国后，到处演讲，呼吁人们到中国传道。两年后，他将在英国布莱顿招募到的宁波差会第一位志愿者宓道生(JamesMeadows)，派遣回到宁波。1865年，戴德生将宁波差会改名为“中国内地会”，简称“内地会”。

当时《北京条约》已经签订，传教士可以自由到内地传教，但大部分的传教士都还是只在中国沿海地区，遍布于从东北地区到南边的广东，很少有传教士能深入到相对条件艰苦、信息闭塞的中国内地去。因此，中国内地会确立其宣教方针，就是要招募一批可以全家迁到中国内陆地区长期工作的传教士，目标是希望在中国每一个省份都至少有一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信仰，所以称之为中国内地会。

1866年，以中国内地会名义招募的第一批传教士在戴德生的率领下，乘坐“兰茂密尔”（Lammermuir）号船，启程前往中国，同年9月抵达上海，开始了内地会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教活动。他们着重去内地的乡下布道，上海只是经过落脚之处，踪迹远至西藏、青海、新疆等地。1873年（同治十二年），戴开始在上海租屋布道。

最初，内地会的总部设在杭州，1890年（光绪十六年），由一位慈善家捐款在吴淞路9号兴建内地会总部，可供300多位传教士办公和居住。1931年（民国20年）5月，内地会总部由吴淞路迁至新闸路1531号。新总部设行政管理大楼、传教士公寓、职工宿舍、传教士礼拜堂、华人招待所。 

据悉，为了能够融入中国社会，内地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后，甚至改穿中式服装，并梳中国发式(去发留辫)。为此，戴德生甚至被英国国内的一些人士指控叛国。该会在伦敦的银行开户时，仅仅储存了10英镑作为基金。但是，他们在宗教传播方面的成就却是令人钦佩。最初，它的影响只是在沿海一带，后经过努力，几乎中国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影子。

内地会的传教士来自众多国家，不在乎生活条件艰苦，不受宗派、国别的限制。在传教过程中，内地会传教士以传福音为主，以教育和医务为辅助手段，不太注重大规模地建立学校和医院。他们甘心吃苦，即使遇到官方或民间的打压和抵制，也不向本国政府求助得到特权支持，而且也不威胁地方索取赔偿，尽可能融洽与当地的关系，这一点使他们与其他在华传教团体有很大差别。虽然内地会在中国的上层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在中国社会下层的影响很大。

内地会在中国各地的传教活动成绩斐然，活动范围几乎覆盖整个中国，其中在安徽、四川、贵州、甘肃、陕西、云南、河南等省，基督教的传教局面都是由内地会首先开辟，最远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至1912年，在中国活动的内地会传教士数量超过1000人，成为在华最大的传教机构。到1927年1月，内地会在中国所建立的传教点达到了937个。

内地会以苏浙皖赣四省为首先开展的地区，是最早来安徽传教的基督教差会之一。在安徽内地会先后在安庆，阜阳，太和，六安，正阳关，舒城，广德，宣城，泾县，郎溪，芜湖，桐城等地设立传教站。安庆传教站最为早期建立的传教站之一，是由宓道生（James J. Meadows），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建立，他们也是在安徽最早的传教士。

1951年，内地会开始从中国大陆撤出，到1953年撤退完毕，所有传教士重新部署在东亚其他地区，并在新加坡建立新总部，机构名称也改为中国内地会海外传教团(TheChinaIn-landMissionOverseasMissionaryFellowship)，依然坚持以“中国”命名。

直到1964年，中国内地会才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TheOverseas MissionaryFellowship或OMFInternational）。现在海外基督使团有大约一千名传教士，分别来自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及台湾、香港等东亚各国家和地区，并坚持在这些地区开展传教活动，向17亿非基督徒继续传扬福音。

在云南传播的基督教，内地会势力最大，分布最广，也是最先传入的教派。1881年，1892年分别传入昆明、大理，并在玉溪、怒江、保山以及新平、武定、禄劝等地传播。时逢中国内地封建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大力推进内地封建社会文化的运动，一时之间，这些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陷入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内地汉文化在当地取得了主导地位，尤其在汉人聚居的坝区和半山区盛行，由于这种内地的社会文化较当地社会的传统文化先进，因而引起当地少数民族的效仿，其影响已经遍及整个滇北地区；但是，作为滇北地区少数民族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文化，不可能顷刻间烟消云散，其对滇北少数民族民族的影响依旧很大，只是由于二者相比之下的劣势明显，传统文化才不得不退出主导地位。

在传统文化和内地封建文化交织不清的情况下，基督教文化又不声不响地进入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并且给当地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格局。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对于清末民国时期的滇北少数民族社会乃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对于当时云南乃至全国最大的一个基督教传教组织——内地会而言，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因此，它对于云南地方史和宗教史的研究都具有及其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在云南周边国家如缅甸、越南等地向云南边疆的推进，云南已经处于被西方国家虎视眈眈的境地，基督教会也蠢蠢欲动，从云南周边的省份如贵州、四川以及国外的缅甸等几个不同的方向向云南推进。

然而，学术界对于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在云南滇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发展如此重要的一个课题，迄今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仅没有将其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的专著问世，就是单篇的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论文至今也未曾见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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