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一）

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平安！之所以和列位分享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写了关于中国文学大家冰心老人的基督教情怀和她的带有基督教信仰元素的作品简介之后，我阅读了十多本有关书籍发现：其实基督教信仰，特别是圣经对现代中国文学影响还是较为深刻的，在中国还有一些著名的文学巨匠对基督教、对圣经有独特的见解和偏爱，基督教的信仰（当然包括圣经）对他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也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之一，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

圣经除了具有我们信仰的绝对权威外，还是一部充满文学魅力的作品。其叙述方式多样，有宏大的历史叙事、深刻的思想辩论，还有富有诗意的寓言和比喻。这些叙述方式使得圣经在传达宗教教义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古代文学艺术的瑰宝。圣经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它不仅在宗教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更在人类文化、历史、文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古至今，无数学者、文人、信徒都曾为圣经的魅力所倾倒，他们从中汲取智慧，寻找人生的答案。正如美国学者作利兰·莱肯(Leland Ryken)所说：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具有文学性的宗教，这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基香教的圣经同时也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学作品。

基督教与中国、或者说基督教在中国乃是两种伟大文化的相遇和对话，当然也是两种强势文化的接触和对比。这两种文化体系均有悠久的历史、复杂的经历和起落反复的发展过程。而且，二者各有所长，都强调其文化自觉和自我意识，并持守其基本精神理念和原则立场。因此，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并非一帆风顺、皆大欢喜的“相遇”，而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遭遇”。虽然在千年之久的悠悠岁月中二者有过多次“相遇”，但延至今日，彼此真正的“相知”或“相识”却仍不多见，双方文化的承载者或代表者从整体而言则更少有其“心心相印”之境、“坦诚相见”之举。这样，基督教在中国就有了颇为复杂的处境，而中国人对基督教亦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心境。如何从基督教立场去了解中国文化，是批评和改造、还是认知和承认？这是历史上东来中国之基督教传教士必须考虑和决定的问题。而如何从中国文化角度去了解基督教，是抵制和排斥、还是理解和吸纳？这则是中国人面对基督教而必有的表态和选择。在其相遇中，二者既有“对话”亦有“对抗”，既有“求同”亦有“存异”，由此构成了今日中国基督教及其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现状。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当圣经的研究方法悄然发生一场革命时，研究圣经的学者们又重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圣经的历史背景、神学内容以及成书过程等传统上的主要研究领域已让位于对文本本身的钻研，首当其冲的是对圣经作品的写作形式和文体风格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文本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关注。

对圣经研究而言，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方法可以有两个方向。其中之一是把圣经同它产生时的文学背景联系起来。这主要是圣经学者和古代比较文学专家们的研究领域，也是这部书中的另一篇文章的论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注重去鉴别那些与圣经文本相关的资源。（【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

有学者描写：耶稣受难是圣经新约四福音书中最为感动人心的一段记述。在这里，耶稣奉父的旨意以父独生子的身份来到世间，为拯救世人而甘愿在十字架流宝血牺牲，达到了为人类献身的最高境界，而耶稣受难中所遭受的折磨和嘲弄也永远成为映照人类罪恶、无知、愚昧、残忍的镜子。（程小娟：《God的汉译史》）据程小娟的研究，鲁迅对圣经中耶稣受难这一幕十分偏爱，他曾收藏德国画家塔尔曼作的《耶稣受难图》8幅，还收集出版了比利时画家麦绥莱作的木刻连环画《一个人的受难》25幅，后者展示的虽然是一位革命者成长与受难的历程，但鲁迅把他与耶稣的受难联系在一起。耶稣受难显然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曾在《集外集拾遗补编·寸铁》中指出：“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犹太人钉杀耶稣的事，更应该细看。”这是鲁迅对圣经的极高评价。而鲁迅自己则在《复仇(其二)》中详细演绎了这一事件。在这篇作品里，鲁迅凭着自己的想象，加入了不少细节，它们着意凸显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以色列人钉杀“神之子”的残酷，以及他们对“神之子”的戏弄和侮辱。兵丁们“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庆贺他；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他自己的衣服”。“路人都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讥诮他”。另一方面，作品着意描写了福音书中所不曾有的耶稣对疼痛的感受和内心活动。“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楚的波”。鲁迅文笔下层层深入的痛楚随着这些文字一波波侵袭读者的心灵。伴随这种透彻心髓的痛楚的是同样透彻心髓的孤独，耶稣感到“四面都是敌意”，“遍地都黑暗了”，最后，连上帝都离弃了他。然而，就是处在这样的境地，耶稣仍“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他“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他们的神之子”，他玩味着这痛，“痛得柔和”，“痛得舒服”，“大痛楚”则使他“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在这玩味的背后，则是他的悲悯和诅咒。“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参见鲁迅：《复仇（其二）》《鲁迅全集第二卷》）伟大的牺牲不被理解反遭嘲弄，彻骨的痛，无尽的孤独，面向未来的大欢喜和大悲悯，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鲁迅显然是在耶稣那里找到了精神的知音，也在耶稣的受难中找到了生命震撼力的表达，自我感受的出口。“在短短的演绎中，鲁迅自己作为一个精神界战士的遭遇，心境和胸怀得到了强有力的表现，耶稣的大爱和大牺牲，以及鲁迅本人对这种精神的践行，也以如此淋漓尽致的方式得以展示。”（见陈晓娟著：《God的汉译史》第220页）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许正林的著作《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较为详细和深入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基督教文化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在书中，许正林教授详细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指出中国文学两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第一度是印度的佛教，第二度是西方的基督教。他认为这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小说戏剧方面尤为显著。

此外，书中还提到了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以及《圣经》的翻译和传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例如：新教的传教武器是《圣经》，新教徒认为一旦翻译好《圣经》，就可以自行教化民众。《圣经》的官话翻译对五四白话文运动有一种潜在的影响，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许正林教授在其研究中说：“相对于‘上帝’情感的淡薄而言，基督教耶稣的形象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第159页。）

王本朝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他是武汉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文学院院长。王本朝教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等领域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享誉学界，他也说：“可以说，耶稣形象是20世纪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画廊里的一个重要形象。”（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319页。）

许正林教授在书中还分析了中国现代作家如何直接受染于宗教，以及基督教的社会氛围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直接影响。他提到了一大批作家直接受染于宗教，包括出身于宗教家庭的作家、曾经皈依过基督教的作家，以及接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作家。

在许正林教授的著作中，提到著名作家、诗人艾青则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耶稣受难的故事。他在叙事长诗《一个拿撒勒人的死》中，通过描写耶稣被犹大出卖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情景，塑造了一个“诱惑了良民，要抗拒给凯撒的赋税，你是作乱的魁首。匪徒们的领袖”的耶稣形象，赞扬了他作为救世主的博大胸怀，并表达了对英雄不被理解的惋惜。诗中还寄寓了作者对未来的希望以及自我在特殊境况下的孤独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革命时代留下的深深烙印。（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第148页）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的《耶稣之死》也是对耶稣受难故事的演绎，这是他在1942年于桂林创作的短篇小说，取材于新约的福音书，不过他的重点并非放在主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上，而是放在表现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斗争上。正如作品一开始就点明的：“耶稣和法利赛人是怎样结下了仇恨呢?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茅盾：《耶稣之死》载《茅盾全集》第九卷）故事从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开始，小说选取的预言包含三重内容，一是“责备以色列的官员们不问‘城邑被火焚烧，田地为外邦人所得吞’，仍然‘居心悖逆，喜爱贿赂，追求赃私’，预言上帝将降大祸”；二是预言外邦人将会侵入以色列，以色列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机；三是预言和平安定的美好未来。这其实为耶稣的出场铺陈了一个背景。接下来，施洗约翰的预言则指明了耶稣来的工作：砍掉不结好果子的树，丢在火里。果然，耶稣后来去加利利传教，斥责假冒为善的人，号召人们砍掉不结果子的坏树，扔在火里。他招收门徒，得了许多人的信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因此憎恨他，想要除灭他。耶稣知道法利赛人要害他，也知道耶路撒冷危机四伏，然而毅然决心要到耶路撒冷去，并告诫他的门徒：“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在耶路撒冷，耶稣得到了百姓们的拥护。他和祭司长及文士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又向众人和门徒揭露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伪善、肮脏和罪恶。逾越节晚上，在门徒的出卖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带着士兵逮捕了耶稣，以莫须有的罪名定了他死罪。最后在祭司长、巡抚彼拉多和统治犹太人的希律王的相互勾结中，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

《耶稣之死》这里不仅是对基督教原典话语的转换与重塑，也是茅盾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反思。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家、社会活动家以及文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典作家之一的茅盾在他的著作《耶稣之死》中描写的。如果不是对基督教信仰熟知、不是对圣经熟知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呢？可见基督教信仰和圣经对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和魅力。

我们不难看出，基督教和圣经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体现在语言、文体、主题、思想等多个层面。不管他们是否真的信仰基督教、不管他们是否受洗归主、不管他们是否承认三一的真神上帝，但是基督教信仰和圣经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是抹不掉的。

谢谢各位的阅读，我们今天暂时分享到这里。对于这个话题，由于文字较多（约一万四千多字），我们分为三次来探讨，请继续关注。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未完待续）